積極推行新教育的中國的實用主義者們，在社會現實中，選擇的是什麽樣的道路呢？在此，想以下麵三位學者為對象，做一番考察。他們是，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從師杜威，後又在杜威訪華期間陪同訪問並擔任翻譯，積極推行新教育思想的哲學家胡適（1891—1962年）、教育學家陶行知（1891—1946年）以及在教育界推行道爾頓教學法的實踐家舒新城（1893—1960年）。
一、胡適
胡適作為退還義和團賠款的官費留學生留學美國。其間，於1917年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拉開了文學革命的序幕。此後，他提倡婦女從家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並積極地介紹杜威的實用主義，對反封建主義的文化運動的推動起了重要作用。
胡適反對“中體西用”論，主張學習西方近代的一切，提倡“全盤西化”論。他根據實用主義的“實驗精神”，主張采取隻相信得到確證的事物的科學態度，認為知識是調節生活的工具，主張用這個工具去一步一步地解決具體的問題，使中國接近近代西歐。根據這一觀點，他反對革命主義，企圖依靠有良知的人們組成的“好人政府”逐步解決中國的問題。在1924年出版的公民教科書第三冊“好政府”一節中可以看到與此相同的主張。由於持有這種親西方的改良主義觀點，所以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參與五四運動以後的反帝愛國運動。胡適在和李大釗（1889—1927年）進行“問題和主義爭論”時，公開表明了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他拋棄了初期對儒教的激烈批判，給傳統思想披上了近代的外衣，終究成為向封建勢力妥協的擁護者。不久，他便參與了蔣政權反動政策的製定。
二、陶行知
陶行知和胡適同齡、同鄉，並且也從師於杜威，是新教育運動的有力推動者之一，但他選擇的卻是一條與胡適絕然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