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將如何達到建立以人民為主體的“共和國”這一政治課題，重改為對共和國主體之人民的教育這一課題，形成了比較明確的觀點。這一思想的基本框架就是“集團”和“個人”互為媒介，共同發展。“生活教育”思想的三大構成要素是“民族”“集團”（“社會”）和“生活”，“民族”是針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提出的概念，後來，它還包含著階級觀念用來表示人民大眾。把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聯係在一起，就集中體現了“民族”概念的內容。“生活”概念基本上是指人民“個人”的生活方式，它以人民“大眾”每個人的基本生存形態“動”為核心，其主要結構是指人民大眾有目的地、必然地去開拓各自生活領域的活動。可以說，它是把人民大眾“個人”的自我解放作為基本誌向的概念。“集團”是指與日常生活有著密切聯係的，並能引導、保障人民大眾生活的正常發展，同時自己也得到發展的“生活”聯合體，這個聯合體以“民族”為基本單位。這就是說，“生活”作用於“民族”，“民族”又作用於“生活”，把政治課題納入教育課題的關鍵是“集團”。
本文以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基本形成體係的“工學團”運動時期為例[2]，著重探討從早期“鄉村師範”所反映出來的以“生活”為中心的“集團”論[3]轉向注重“集團”和“生活”相互影響、互為媒介，設想一種“平等和自由”辯證發展的“集團”論這一發展過程，分析“工學團”如何繼續繼承和發展“集團”論思想，從而對“工學團”的意義和局限性進行初步的考察。
在“鄉村師範”時期，由於曉莊師範學校校友支援了“和記洋行”工人的罷工鬥爭，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該校遭到了蔣介石的封閉[4]。當時，陶行知發表《護校宣言》，揭露了國民黨“革命”政權的本質。他指出：“和記洋行是英帝國主義在南京的經濟侵略機關”，他們鎮壓工人，造成多人受傷，多人失蹤。“這種慘無人道的情形，在革命政府之下，應當不應當糾正？”“革命政府一麵喊著革命外交的口號，一麵交換禮炮，”“允許日本艦隊入長江，他們如入無主人之國。”“這種侮辱主權的行為，在革命政府之下，應該不應該忍受？”[5]他還指出：“在教育上不能開辟租界。”[6]麵對曉莊師範的被封閉，陶行知分析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必要性，並認清了國民黨“革命”政府對帝國主義的妥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