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以樹立人民為主體，以真正的“共和國”的誌向為基礎，以“民族”“集團”“社會”“生活”為主要組成部分的。陶行知在推行其實踐的過程中，特別是抗戰期間，他將民族解放作為第一誌向，並以“個人”的“生活”為“民族”的媒介，把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統一起來。他把“民族”這一命題放在被帝國主義侵略這一恰當位置上的同時，還展示了包括階級概念的人民“大眾”的這一命題。這“生活”和“民族”媒介物即“集團”“社會”。陶行知基於以上三者的關係，在實踐中采取“集團”和“個人”即“集團”“社會”和“生活”的結構。預示了人民為主體、以發展為基礎的“集團”和“個人”的相互發展。
所謂“生活”，根據陶行知的解釋，即一切為人民“大眾”的發展，這就是“教學做合一”[2]。“生活”即以“做”為中心，亦以人民“大眾”本身的存在形態“動”為核心的對第一義環境的工作和由環境派生的自我複原及環境變革。作為自身變革的“行知行”，[3]以自我發展為中軸而結構化，是依靠主體和環境的“知”的相互交流來進行的。把握“集團”內的諸社會關係，從自身的抑製狀態中尋求解放，以自我解放為主體，設定“集團”的自我形成。本文著眼於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確立後至開展“工學團”的實踐以前的人民的“生活”，探討“生活”同“集團”的關係以及“集團”的存在形式，分析作為探尋人民“大眾”覺醒途徑的“鄉村師範”（1927年3月—1930年4月）的集團論。
陶行知開展“平民教育”運動時，正值孟祿調查中國教育（1921年）之際，他痛感農村因教師不足而欠缺正規的學校教育，熱情地宣傳設立“鄉村師範”，強調培養“鄉村教師”的必要性[4]。在陶行知看來，所謂“鄉村教師”不是那種在城市的師範學校接受教育，偶爾去農村搞搞教育實習、對農村感興趣而留下來的人，而應該是那些清楚地了解農村狀況，並且有一顆同農民同甘共苦之心的教師[5]。他為了培養“鄉村教師”而構思創辦“鄉村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