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美國方麵，在1924年5月進行義和團賠款的第二次退還，為保管這批資金和促進中國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於1925年6月成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會裏中方有顏惠慶、張伯苓、郭秉文、蔣夢麟等10人，美方有孟祿、杜威等5人組成。孟祿擔任該會副董事長，[162]為該會的成立、組織和經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該董事會成立之後，中華教育改進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都從該董事會得到大量援助資金，促進了教育運動的發展。[163]
（二）第二年的學習問題和歸國經過
1910年6月以後的中國教育界，特別是在高等教育機關，收羅了許多優秀人才，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也不例外。代理校長郭秉文積極地錄用海外留學歸來的留學生。郭本人1906年赴美，1911—191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學習，專攻教育行政，並以中國教育製度的研究取得博士學位。[164]郭回國後，就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代理校長，致力於該校的機構改革及人員擴充，屢次赴美，招募優秀人才。其中，陶行知、陳鶴琴就是他在眾多留學生中選中的在他母校學習的年青的中國留學生。
陶轉學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之後，從事規定的教育學學習和研究活動。[165]於1916年2月獲得新的利文斯頓獎學金，經濟雖不富裕但學業可以繼續下去了。當他在取得獎學金時就暗下決心，這兩年間，在斯特雷耶教授的指導下，定要專心攻讀。[166]可是1915-1916年的第二學期，郭秉文對陶的吸引力極強，陶幾度與郭會麵，交換意見。盡快回國從事中國教育事業的信念與日俱增。1916年初夏，金陵大學的好友陳裕光也來哥倫比亞大學留學，陶對陳流露出自己一方麵希望繼續學習，另一方麵又想盡早回中國協助郭秉文工作，為中國教育改革做貢獻的矛盾心理。這時陳勸陶說，好不容易得到的寶貴的留美機會，不完成學業就回國，這對你本人、對中國都是極大的損失，至少也應該圓滿完成學位論文之後再回國。此後，陶和陳經常反複討論，最後決定等到取得提出學位論文資格後再走。[167]於是陶做出了再學習一年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