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的所謂“感”，即“盛世黎民嬉遊於光天化日之感”，[90]亦即“悅民”[91]。基於上述的二分法，促動天（本性），完善自我，在實踐中完成現實向本性的轉變，隻有這樣才為天職。其被實現的本來麵目=主客體統一的關係，即稱為“悅民”。
陶確信，在此，人類個人完全以善的麵貌展現出來。天——人類個人的兩分法，一旦完全同人類個人的內在關係相結合而再現出的人類個人，作為現實世界這一外在關係就被表現出來。陶以“天”這個字眼將人類的本性及現實世界的主宰者展現在人們麵前，但這一思想體現出“天”並非是超越者的再現，而是同人類本性的再組合。因此，人類個人並非是受本性驅使的被動存在，而是觸動本性並把握它，以此將自我確立為主體，從而形成既認識客體又體現出自我之主客關係的雙重結構。因此，陶說“運用人力濟天工之不足，以速其和祥之臨”[92]。
如上所述，陶抓住人類個人，並從環境論、遺傳論的角度來說明個人的現實麵目，希望以此將其個人的善性合理化。他說：“人之有惰念，不難芟除之。所可懼者，既由惰而因循，複因循而長惰。習與性成，斯惰之根，牢不可拔矣。”[93]因此由性養成的惡習，“戕身賊體，流毒子孫”。[94]總之，以遺傳之形態，流傳子孫。
而且這一形態在社會中漫延乃至滅國。陶將這一機製以貪官汙吏為例作了以下描述：“貪官汙吏，其成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始於天性遺傳之不良，繼之以家庭教育之不良，繼之以塾師教育之不良，終而入世，又複浮沉於不良之政府、社會中，習與性成，斯一舉手而蠹國殃民。”[95]
如果確信人類個人之本性乃是完全的善性，那麽未能發現的現實麵目問題，必然又歸結到個人內在的努力與意誌問題上來。陶抓住社會關係、遺傳及個人的欲望等，將不可發現的本來麵目稱之為“自奴”。並有如下解釋：“人民脫離強暴之羈絆，未必即能自由也。蓋天下之至不可超脫者，有自奴焉！”[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