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陶行知童少年時期的活動和教育
前言
曆來在陶行知研究中，通過其成長史來抓住他不曾用語言明確表達的思想基礎是非常之困難的。包括筆者在內，很多場合是以陶在美國留學期間所形成的思想為出發點，在接受與超越杜威理論的模式中來處理陶行知思想發展的。在這一模式中，僅把接受和超越當作是無聯係的過程是不能抓住其實質的，而把“民族土壤的回歸”這一陶自身主體的要素設定為聯係媒介，就能抓住陶的內在思想形成過程。
在這一模式中，反映出以“歐洲對亞洲”二分法為基礎的、而亞洲又內在克服歐洲的近代史認識。在此場合，“歐洲對亞洲”的二分法無法區別差異。它是價值序列中既對立且統一的、先驗的二分法，是作為“亞洲”內在克服“歐洲”所預定的處理措施。總之，在這裏，雖然價值的分裂帶來了“歐洲”的侵略和“亞洲”的抵抗，卻具有既對立又統一的價值。把握這些，“亞洲”先於“歐洲”的原理是成立的，而“亞洲”是以“歐洲”為媒介而初步得以發展一說是否就抓住相互媒介的關係呢？同樣應該持否定態度。
基於這一曆史認識，陶行知對杜威理論接受的必然性就沒有探究的必要了。這是因為，認為接受杜威理論是既存事實的一麵，而以後超越的過程就等於是被內在克服的過程。因此，曆來在陶行知研究方麵（也有受資料的製約），作為研究對象，童少年時期沒有被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基於上因，拙作擬就陶行知步入教育家生涯之前，特別是童少年時期的人格和思想形成，聯係當時的社會狀況以及家庭環境，加以詳細的敘述。並對陶行知為何選擇從教，為何接受杜威理論等問題，作一明確解釋。
第一節 成長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