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關於發生在中國的有關陶行知論爭的回顧
（一）論爭時期的劃分
在中國，自從陶行知死後到20世紀50年代，關於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論爭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三個時期）。
第一個階段（1946—1950年）
在這個時期對陶行知的評價是全麵的肯定的，甚至可以說是尊崇的。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規定為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的見解起主導支配作用。
來自不同政治立場（從軍閥馮玉祥到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2]），來自不同階層的人們表達了對陶行知廣泛的尊敬和愛戴。作為這種全麵肯定、尊崇、愛戴、信念的代言人，郭沫若可以說是其中的代表。他這樣評價道：“兩千年前的孔仲尼，兩千年後的陶行知”“你是孫中山死後的孫中山。[3]”把陶行知比作是孔子和孫文，恐怕難免給人以唐突之感。但是從另一個側麵也可看出，這種對比正是基於人們對陶行知懷有深深的愛戴之意。
對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具有代表性的評價，是陸定一的一段話：“在教育事業上，陶行知先生深信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他認為人民可以解放自己。他主張人民隻有實行自己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他為了這個主張，孜孜不倦，工作了一生。難道還會有誰看到陶行知先生，不為他艱苦卓絕的精神所感動呢？陶行知這樣的教育思想當然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就是為人民服務的教育思想。是以喚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為目的的教育。”[4]
這是陸定一代表共產黨宣讀的悼詞（1946年）中的一節，我們不能僅僅把它看作是純粹的追悼詞。由陸定一所做出的思想規定，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1950年曾經被當時的最高教育行政負責人馬敘倫做了進一步的確認和肯定。“陶行知先生所走的道路，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路線。”[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