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評論家認為，在中國現代史上，有兩位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教育家，一位是毛澤東，一位是陶行知。不論這個結論是否正確，這兩位偉人的確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有著驚人的毅力和富有魅力的人格，他們都對鄉村問題和大眾教育表現出極火的熱忱，他們都對傳統教育提出了無情的挑戰。在陶行知逝世後，毛澤東的題詞“痛悼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很快發表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表達了他對陶行知的崇敬與悼念之情。在毛澤東以後的教育理論與實踐中，我們依稀可辨陶行知的影子，依稀可辨生活教育思想的印記。
一、生活教育運動的曆程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是在其生活教育運動的曆程中醞釀、形成並發展的。雖然人們一般把陶行知領導的生活教育運動劃分為六個時期，即鄉村教育運動（1927—1930年）、普及教育運動（1931—1935年）、國難教育運動（1935—1937年）、戰時教育運動（1937—1939年）、全麵教育運動（1940—1945年）和民主教育運動（1945—1946年），但如果係統探討生活教育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我們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平民教育運動，追溯到陶行知早年的經曆。
1.生活教育思想的醞釀期
陶行知生於安徽省歙縣，家境貧寒，自幼無力入學。後得到私塾先生及外祖母的幫助，先後在家鄉和休寧縣就讀。童年的生活不僅使他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也使他認識到傳統教育的負麵；不僅使他目睹了貧苦人民的艱難生活，也使他看清了官宦富人的偽善和對窮人的欺淩。
1914年，陶行知以全校總分第一名的成績提前一年畢業於金陵大學。在題為《共和精義》的畢業論文中，他明確表達了強烈的親民、愛民、救民的思想感情，並把教育作為實現共和理想的重要手段。他寫道：“吾於共和之險象，既已詳言之矣。然戒險防險，思所以避之，則可；因畏險而灰心，則大不可也。避之之道唯何？曰：人民貧，非教育莫與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與智之；黨見，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則偽領袖不期消而消，真領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數之橫暴，亦消於無形。況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止名而明。同心同德，必養成於教育；真義微言，必昌大於教育。”[2]可以說，陶行知此時已充分認識到了教育的社會功能，認識到教育對於培養自由的國民精神和個性的發展所起的作用。這是陶行知作為教育家的人生起點，也是生活教育思想的源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