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陶行知研究的一種嚐試——文化衝突作為一種分化視角
我們可以把整個20世紀看作是一個文化衝突的世紀。在有著深厚傳統積澱的中國大地，當古老的文明不得不麵對西方現代性的挑戰時，文化的衝突在這個新舊時空交錯的土地上表現得更加劇烈。文化衝突所帶來的一係列戰亂、暴力、革命、逃難和死亡對生長在這個文明中的人群而言，更具災難性。戰爭不斷地將傷痛銘刻在每一個個體的身上，但為了生活下去，個人必須學會忘記。於是，這種身體上的傷痛逐漸被時間遺忘，曾經受過傷的大多數個體變得沉默不語，直至有一天成為魯迅筆下麻木的看客：國民性小說中書寫的愚昧大眾。雖然這是一個痛苦的、被迫遺忘的過程，但是，這種被迫的遺忘卻逐漸生成為一種身體慣習，成為近代中國社會某種日常生活的支配性結構。另一方麵，總有一些敏感的個體在記憶與反思這個受傷的過程。這種記憶和反思給那些敏感的個體帶來的痛苦或許更加糾纏複雜，近似一種含有荒謬或反諷色彩的痛苦。文化衝突是深層的、結構性的衝突，它在表麵上表現為一係列的戰爭、條約、造反、改革、運動、革命等大事件形態，以及由這些大事件所引發的社會結構與製度的變遷。這種動**的局勢給每一個中國人，特別是中國下層民眾，即鄉土社會中的廣大農民，帶來了純粹生存上的災難：一個兵荒馬亂的時代是不把個體的生命當一回事情的。戰亂時期，生活很重，生命卻很輕。
雖然戰亂更多地給下層民眾帶來生存上的災難和痛苦，但深層的、結構性的文化衝突還是更多地表現在讀書人，即知識分子的思想、話語、寫作和行動上。當然，這種文化衝突也是其思想與行動的契機或推動力。國內外許多研究者早已從文化衝突的角度探討了近代一些知名人物的思想和行為，如對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胡適、陳獨秀、梁漱溟、魯迅等人的研究。這些研究充分展現了他們內心深處經曆的文化衝突，並由此向我們展現了中國社會在那一個特定時空下的基本思想狀態，從認識論上構建了我們反思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幾個重要模式，比如衝擊—回應模式。但實際上，當我們從自身的角度進行思考時發現，我們並不能用這些模式來概括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文化衝突，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