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認識出發，牧野篤先後發表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產生與構成》《試論陶行知“生活教育”論的基本構造》《關於陶行知“工學團”運動中共同體的考察》《陶行知“生活教育”小考》《陶行知“平民教育”運動的思想結構和行動》《陶行知“工學團”的集團論》《陶行知“鄉村師範”的集團論》《陶行知教育思想之根基——金陵大學時代對王陽明思想的解釋與吸收》《陶行童少年時期的活動與教育》《杜威·陶行知·毛澤東》《陶行知與日本》《關於陶行知在美國留學期間學習與生活的若幹考察》《陶行知爭論》等論文，從陶行知教育思想主體性的審視角度對陶行知的生平家世、思想演變等問題，作了許多饒有新意的探討，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牧野篤作為一個有強烈史學主體意識的日本學者，他能站在中國之外從國際視角、以局外身份來審視與思考陶行知思想的生成機理、演變軌跡及其橫縱影響，極大地開闊了陶行知研究的理論視野與思維路徑。首先，他在廣泛考察與體驗陶行知故鄉的風土人情、風俗文化，並深入思考徽商重視文化、熱衷教育的曆史傳統以及中國的傳統教育對青少年時期陶行知的成長所產生的基礎性影響。通過兩年多對安徽、江蘇、四川、上海等陶行知生平活動過的地方的實地考察和對陶行知夫人、兒子、親屬、學生的走訪，以及在此基礎上所作的深入研究，他認為，陶行知“接受科學的態度，一邊以自己成長的土壤為基礎，即以現實生活為基礎，一邊以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強烈意識規範著自己的行為方向。”正是這樣的生活環境與文化氛圍，才導致陶行知產生了“作為一個中國人，要為中國做貢獻”的思想。其次，他以豐厚的學養，從中國的主流文化——儒學以及以其為核心形成的宋明理學對青年陶行知的基礎影響以及後來以此為基本土壤接納西方思想文化的視角，去深刻體認了陶行知富有創造性的“行—知—行”思想的深厚根基。明顯地將海外陶行知研究引向了縱深，突破了就事論事，以現象求結論的淺層次研究模式。特別是他對陶行知在金陵大學期間，學習與吸納王陽明思想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期間的生活與學習細節作了細致入微的考察與研究，為深入探究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生成機理與構建動因提供了真實、具體的依據。再次，牧野篤還較為係統地研究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平民教育思想和重視人的個性發展的思想。他在深入鑽研近代中國的社會環境、陶行知的受教育曆程以及世界教育思潮的基礎上，探究了這位近代中國偉大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體係。他認為，“生活”是連接以救亡為旨歸的政治課題和以發展為目的的教育課題的媒介與橋梁，為了更好地實現通過教育課題去“培養能夠擔負政治課題的主體”的目的，陶行知將“生活教育”作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與關鍵是必然的。牧野篤本著了解陶行知“平民教育”思想是“全麵把握、了解並評估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鑰匙的研究旨趣，去接觸和分析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通過深入挖掘牧野篤認為，陶行知平民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是“活的機製”“國家的觀念”和“到民間去的運動”，隻有領悟這些理念，方可“闡明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全體結構”。同時，牧野篤還從“個體與人類”“民族與愛”相統一的高度去探討與分析陶行知關於人的個性發展的思想。他認為，陶行知的將培養人的個性巧妙地納入到了民族解放乃至人類發展的宏觀體係中去思考與體認，實現了一種高層次上教育理論的飛躍。複次，牧野篤從陶行知創辦曉莊師範學校、山海工學團等教育實踐中，提升出了“集團論”思想。在他看來，陶行知的“集團論”思想體現在各個層次、諸多方麵：在教學上，以“教學做合一”為紐帶構成師生協作的“集團”；在管理中，以“生活教育”為軸心形成了社會與學校融通的“集團”；在個人發展方麵，以增強能力為旨歸將個體置於“自立、自衛”的鄉村“集團”；在實踐活動中，建成“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的“集團”；最終上升到民族前途的高度，以實現人民解放、民族獨立為目標，努力建成“以人民為主體的共和國”這個大“集團”。牧野篤創造性地將“集團論”視作陶行知思想與實踐的一個閃光點，並作了建構性的理論探討，為海內外研究陶行知思想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牧野篤還對陶行知思想對新中國及日本的影響作了專題研究。以毛澤東論“書呆子”為話題，縱向鉤沉，深入探討了陶行知反對“死讀書，讀書死，讀書死”，力戒成為“書架子、紙簍子”的思想直接影響到了毛澤東後期的思想；陶行知先講過的“向老媽子學習”與毛澤東後期提出的“向人民群眾學習”具有相同的論理。他還論及陶行知創造性地吸收西方文化、善於將西方思想本土化的做法，對日本上世紀30年代一味照搬美國教育模式具有衝擊作用，同時也給日本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提供了新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