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開始對陶行知其人其說作係統研究的，是一位美籍華裔學者朱宕潛。據朱自述，陶行知對他的一生影響極大。早在1925年，他還在一所師範學校讀書時就首次聆聽了陶行知關於民眾教育的演講。從那時起，他就開始閱讀陶行知有關民眾教育的論著。在1929年至1930年期間，他作為大學生在南京中央大學教育學院做研究時，常去參觀陶行知創辦的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這所學校的情形使他明確意識到中國教育應該如何改革。從這時起直到1946年，他鑽研陶行知的教育理論並且得以與陶本人保持著聯係。在中日戰爭期間，他任河南信陽師範學校校長時，曾組織他的同事和學生同軍隊和民兵一起工作，教民眾如何更進步地生活和戰鬥。他還在戰區實施“生產教育計劃”“師範教育計劃”和“鄉村教育試驗”等特殊計劃，而從事這類實踐的觀念就是根源於陶行知的教育哲學。陶行知的教育理論給他的教育實踐以巨大的鼓舞和啟迪。由於上述原因，朱宕潛在50年代初赴美攻讀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博士學位時，就選擇了以陶行知的教育理論和實踐作為其研究對象，並在1953年向校方提交了題為《陶行知與中國現代教育》的博士學位論文。
這篇博士論文由結論和八章構成。在結論中，朱宕潛首先對陶行知的曆史地位和作用予以充分肯定，指出：“陶行知是中國現代教育最有影響的代表者，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之一。他批判地分析了中國傳統教育。他發起和領導了許多教育改革運動。他的教育理論創立於現實的教育試驗基礎之上。他根據對中國人生活和社會的直接研究，創立了一種獨特的教育模式。雖然他是一位知識分子，但卻成為民眾的導師和朋友。他對中國教育界和政府教育政策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曆史將表明他所占有的地位類似於美國的賀拉斯·曼（Horace Mann）和智利的多明戈·福斯狄羅·薩明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接著，他闡明了陶行知教育思想與外來文化思想的關係，指出：“美國文化和教育對於陶行知發展他的教育理論甚有啟迪。當然，其他國家的影響也不可忽略。但陶行知既不是完全拒絕外國的教育理論，又不是毫無保留的接受過來服務於中國人民，他僅僅是利用這些理論以適合中國社會的需要。”因此，他為其他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教育改革與發展提供有益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