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在這一時期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和推動下，為了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完善個體人格，他在借助於王學的同時，又對充滿道德說教氣味的基督教義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入大學後，暇時輒取《新約》展閱之，冀得半言片語以益於身心而滌其偽習，”[28]把基督教義作為道德修養、完善人格的利器。不僅如此，基於救國救民的需要，他還注目於基督教義中樸素的人道主義因素，並於1913年成為一個基督教徒。
信仰基督教是陶行知早年在自己人生信仰方麵所作出的重要選擇。這一選擇，深刻地影響到陶行知的人格風範的塑造，以及他日後事業的發展。盡管他後來放棄了基督教信仰轉而接受更為先進的社會政治學說，但這種影響的痕跡始終或隱或顯地體現在他的身上。事實上，他後來所奉行的“愛滿天下”的主張及其偉大的犧牲精神，就與基督教的博愛主張和耶穌“舍己為人”的救世精神有著某種思想淵源。
需要說明的是，陶行知雖然一度皈信基督教義，但他並未成為一個狂熱偏執的基督徒。他對基督教有自己的認識，而且從一開始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來接受基督教義的，從未盲目信仰過。他對基督教義既有接納，又有排拒，接納中有排拒，排拒中有接納，這種鮮明的主體意識和清醒的理性精神，使得基督教信仰對他的影響積極的方麵遠遠大於消極的方麵。陶行知之所以被人民所長久崇敬，原因之一是他具有偉大的人格風範，而這一人格風範的塑製又顯然離不開基督教信仰所起的作用。[29]
1914年6月，陶行知以優異的學習成績畢業於金陵大學。因1911年金大已在美國紐約州立教育局和紐約大學注冊獲得認可，故金大的畢業生可同時接受紐約大學的文憑和學位，並能直接赴美深造。由於陶行知一貫品學兼優，素為金大美籍校長包文（Bowen）器重。此時，包文更是鼓勵和支持他赴美深造。在師友和父母的幫助下，1914年秋，陶行知終於啟程赴美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