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我終身服膺的偉大教育家，自幼就為他創辦曉莊師範，提倡小先生運動，組織工學團等創舉所吸引，1946年進入金陵大學，知道他是著名的前輩學長，更增加了幾分親近與景仰。因此，當金大電教科製作有關武訓的教學幻燈片時，我還在牆報上發表《陶行知與武訓》時評。認為根據社會變革的迫切需要，更應該宣揚陶行知的思想與實踐。
1949年新中國誕生後，我服從組織分配到華中師範學院工作，本應更加努力學習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卻不料領導偏偏要我們學習凱洛夫的教育學。《武訓傳》電影橫遭批判以後，杜威與胡適師生倆連同陶行知都成為應該揚棄的“資產階級貨色”。盡管學校經常提倡的教育與生產相結合、理論聯係實際、學校麵向社會等等，都使我們聯想到陶行知早已論述過的那些更為精粹確切的話語。
直到“**”結束以後，華中師院的前任領導才得以在困難重重的條件下，組織教育係教師編輯出版了首部《陶行知全集》，並著手加強陶行知研究。但是由於當時我在忙於“把世界的辛亥革命研究引進中國，把中國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仍然顧不上研究陶行知。
1984年擔任華師校長以後，教育部出於協調全國各地陶行知研究的工作需要，特地安排我參與這個重大項目，我這才趕緊把“陶研”提上自己的工作日程，並且與已故的唐文權老師密切合作，共同撰寫《平凡的神聖——陶行知》這本比較詳盡的學術性傳記。我很珍惜這個難得機遇，因為它不僅擴大了自己的研究視野，還結識了幾代忠誠執著的陶行知研究者，我從他們身上學習到許多寶貴的東西，特別是老一輩的陶研先輩，如方明、張健、胡曉風等。他們很多就是當年行知教育的對象，親自領受過陶公的淋浴教誨；又是陶行知沐浴教育事業的繼承者與弘揚者，終生為推廣與發展陶行知的理論與實踐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為後輩學者樹立了光輝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