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很有影響的人民教育家。他的一生經曆了推翻清王朝腐朽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這場偉大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他站在教育崗位上，致力於中國人民大眾的普及教育事業和民族解放事業，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他在改造中國社會的奮鬥曆程中，曾與中國共產黨實行了“肝膽相照”的親密合作，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作出過重要貢獻。本文僅就陶行知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作一概要敘述。
一
陶行知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聯係，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時期。
早在1919年3月，陶行知在《新教育》雜誌第一卷第二期上發表了《普魯士教育之基本改革》一文，向中國教育界、思想界介紹馬克思和社會主義。他說：“德國自從拉薩爾、馬克思提倡社會主義以來，五六十年間，社會民主黨就逐漸膨脹，到1912年眾議院選舉，該黨共得四百二十五萬票，占全國總票數三分之一。以票數論，已為德國最大的政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民主黨就一躍而為全國政治的中樞。”而在普魯士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人，還頒布了一係列新的教育政策，在教育宗旨、教育行政、學校組織、教員、課程和社會教育等方麵都實行了徹底的改革，特別是在“大學校內添設社會主義一科，以資研究。”陶行知熱情地讚揚和宣傳德國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社會改革，認為“軍國階級主義的禍根，既然為一陣狂風拔得幹幹淨淨，我很希望他在東亞的枝葉不久也就要凋落了”。[2]
陶行知能夠在“五四”運動以前向中國的思想界介紹馬克思和社會主義，主要是出於他的民主主義政治立場。辛亥革命時期，陶行知即參加了支援南京臨時政府的愛國活動。1914年，他撰寫了大學畢業論文《共和精義》，主張在中國建立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共和國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體製，標誌他確立了民主主義思想。麵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他始終高舉“捍國”“禦侮”，振興中華的愛國主義旗幟，親身參加和領導南京的“五四”愛國運動。麵對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他始終堅持民主主義的政治立場，努力探索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道路與方法，並在新文化運動中熱情地宣傳民主與科學，介紹有利於改造中國社會的新思潮。麵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漲，他又希望能從社會主義中吸取一些有利於改造中國社會的思想與方法。因此，他在“五四”時期采取了同情社會主義的政治態度。列寧曾指出，先進的中國人在辛亥革命以來群眾革命情緒高漲的影響下，“從歐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歐美，擺在日程上的問題已經是從資產階級下麵解放出來，即實行社會主義的問題。因此必然產生中國民主派對社會主義的同情，產生他們的主觀社會主義。”[3]陶行知正是在這個時代潮流的影響下，接觸和介紹社會主義的。1921年，他擔任《新教育》雜誌編輯、主編時，該雜誌還載文介紹社會主義俄國的政治、軍事、教育、宗教等各方麵的情況，並刊登過列寧的照片。1922年，他與中國共產黨領袖李大釗也有過一些來往。這些活動都體現了他對社會主義的初步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