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道德理想主義的傳統——中國
外國評論家認為，近代以來，中國出現了兩位具有世界影響的教育家，一位是陶行知，一位是毛澤東。
陶行知對中國的舊教育深惡痛絕。他畢生所致力於的也就是改造中國的舊教育，探索中國的新教育。
早在讀大學的時候，陶行知就認定，中國誤就誤在偽教育造就的偽君子身上：“天下非真小人之為患，偽君子之為患耳。真小人，人得而知之，人得而避之，並得而去之。偽君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而處心積慮，設阱伏機，則桀紂也……綜天下而論，偽君子惟吾國為最多；統古今而論，偽君子惟今世為最盛。吾國之貧，貧於此也；吾國之弱，弱於此也；吾國多外患，患於此也；吾國多內亂，亂於此也。”[2]後來，他進而把偽君子引申為“偽知識階級”，認為偽知識階級是特殊權勢階層，其總代表是皇帝，為了他們的特殊利益，通過“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迷惑，故意把人引向歧途。[3]
問題的症結在教育，問題的出路也在教育，“我們現在處於二十世紀新世界之中，應該造成一個新國家，這新國家就是富而強的共和國。怎樣能夠造成這新國家呢？固然要有好的領袖去引導平民，使他們富，使他們強，使他們和衷共濟；但是雖有好的領袖，而一般平民不曉得哪個領袖是好的，哪個領袖是不好的，也是枉然。所以現在所需要的，是一種新的國民教育，拿來引導他們，造就他們，使他們曉得怎樣才能做成一個共和的國民，適合於現在的世界。”[4]他堅信可以通過改造教育改造社會、改造人心。教育的罪過在於使人成偽，教育的真諦則是：“千教萬教，教人求真。”不僅教人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在他所開展的教育改革運動中，從曉莊師範到山海工學團，再到重慶育才學校，他始終堅持學習與做人的統一，堅持知識教育與人格教育的統一。陶行知把它概括為“教學做合一”的原則：“教學做合一是本校的校訓，我們學校的基礎就是立在這五個字上，再也沒有一件事比明了這五個字還重要了……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學的是學生。從先生對學生的關係說：做便是教；從學生對先生的關係說：做便是學。先生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做來學，方是實學。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學也不成學。”[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