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普及教育始終是“新教育運動”的核心問題。為了推行普及教育，政府方麵曾製訂、頒行過不少計劃、方案； 民間的有識之士們也曾不遺餘力地實踐過。然而，成效不顯；且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教育的危機感，隨著普及教育設想的幻滅而加劇。在“神聖憂思”的激**下，有人認為，隻有把陶行知的普及教育理論全麵付諸實踐，在我國普及教育的夙願才能盡快實現。
麵對這事關宏旨的建議，怦然心動是自然的。然而，曆史的經驗又告誡我們：有必要首先進行一番理性的探究，用審慎而準確的選擇，來取代用心良好而結果大謬的輕率照搬。有鑒於此，本文將用批判的精神，對陶行知普及教育理論的各個層麵進行冷靜剖析，從而為當前的借鑒提供參考。
一、為什麽要普及教育
陶行知是生活教育理論的倡導者。他的普及教育理論貫串著生活教育的原理。所以，為了“使生活發生變化”，既可看成生活教育的、也可看成普及教育的努力方向。他在 1935年發表的《中國普及教育方案商討》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普及教育之要義”為：
“甲、整個民族現代化，不僅是學齡兒童及失學成人之普遍入學；
“乙、整個生活現代化，不僅是普遍識字或文盲之普遍消除；
“丙、整個壽命現代化，不僅是四個月、一年、二年、四年之義務教育。”
對於甲項，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要求“整個民族”的成員都入學，而不僅是“學齡兒童及失學成人之普遍入學”； 二是指出了“民族現代化”的普及教育目標，並不僅是“普遍入學”所能完成得了的。結合陶行知的“社會即學校”的主張來看，正確的理解顯然是第二種。他含蓄批判了曆來普及教育目標的褊狹，對學校教育能否完成他所規定的普及教育目標表示了根本的懷疑。對於乙項，也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人人都必須接受更高的教育，普及教育不應當滿足於識字或文盲的消除；二是指出了文字教育的局限性，認為普及教育效果的衡量標準，不應以識字與否或文盲的多寡作為唯一尺度。結合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主張來看，正確的理解仍應屬於第二種。他強調的是普及教育的目標，應當反映生活現代化的需要；由於生活中不僅需要識字，而且還需要軍事、生產、科學、民權、生育等訓練或教育，[2]所以，文盲之普遍消除也不能作為普及教育的鵠的。關於丙項，不闡釋肯定令人費解。其實，這是陶行知終身教育思想的典型反映——“生活教育與生俱來，與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進棺材才算畢業。”（《生活教育》）因此，丙項強調的是，現代人必須終身接受“普及教育”，受教育的時間不能人為地加以限定，不能用“短命的教育”來應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