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陶行知是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峰。盡管由於“左”的路線，50年前對他的錯誤批判，使他從社會的視野中消失了，但浮雲畢竟不擋青山。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的社會環境中，陶行知又一次煥發出他獨特的魅力。他留給我們的思想遺產十分豐富也十分沉重。他當年的思考和批判、建設和實踐不但完全沒有過時，與今天的現實沒有任何“隔”的感覺，而且經常令人有針砭時弊、入木三分的新鮮和痛快淋漓，從而使人感慨他的睿智和深刻，這正是所謂的大家之眼、大師之相。
陶行知關心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後、文盲充斥的國家普及教育，這也正是我們今天仍然麵臨的問題和挑戰。但他的思考和時下的風氣並不相同，他認為在中國要真正普及教育，一是要省錢，二是要省時間，三是要通俗。在經費、師資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普及教育的計劃必須“建築在極困難的農業經濟的基礎上”，用窮辦法普及窮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飯的教育”，反對用浪費的方法去普及“少爺教育”“小姐教育”“書呆子教育”。而且他意識到，僅僅靠製度化的學校教育是不夠的，必須在學校之外，創造出更為簡便實用的教育組織。為此，他發起了“科學下嫁運動”，創造了“空中學校”“工學團”“小先生製”等許多行之有效的新的教育方式。
在平民教育和鄉村教育的實踐中，陶行知成功地將西方現代教育思想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創造了“生活教育”的理論，並且係統地付諸教育實踐。他將生活教育定義為“給生活以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用英語表達，即“education of life”（生活的教育）、“edueation by life”（依據生活而教育）、“education for life”（為生活的教育）。他認為這是符合本國國情，適應生活需要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爭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