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他畢生為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教育理論，尋覓中國教育的曙光，在教育園地辛勤耕耘，孜孜不倦地實驗，形成了中國近代獨樹一幟的教育理論，極大程度地豐富了中國近代教育理論寶庫。陶行知在教育實踐及教育理論方麵所取得的成就，與他早期“教育救國”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救國”思想對他的思想言行起著較大的支配作用。
陶行知早期“教育救國”思想的形成
早期陶行知是一位“教育救國”論者。他早期“教育救國”思想的形成，經過了一段較為複雜的過程，使他在“十字路口”作出艱難抉擇，逐步接近教育，逐漸形成了對教育的信仰。
1911年，陶行知考入南京著名的教會大學——金陵大學。“金大”四年的學習，陶行知不僅增長了知識才幹，而且養成了民主共和信念，皈依自由、平等、博愛，“完成人生觀的奠基工作”。[2]人生觀奠基工作的完成，使陶行知進入思想政治和人生價值新境。其標誌之一，是畢業論文《共和精義》對民主共和的熱情宣傳，對自由、平等、博愛的放言歌頌。無疑這是他求學時期思想政治認識與思考的結晶體。其標誌之二，是《共和精義》明確地提出良好的國民素質是形成健康社會的必備條件，確定了人的價值觀，強調“民本”和個性，痛斥愚昧惰怯的國民劣根性。大聲疾呼：第一要“重視個人之價值”；第二要“喚醒個人之責任”；第三要“予個人以平等機會”。同時，探得實現民主與更新人們的價值觀念的路徑，即政治上的改良主義[3]和哲學上的“知行合一”。這些，為陶行知“教育救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哲學基礎。
“金大”畢業後，陶行知負笈遊美，入伊利諾斯大學學習。自此開始，他便對教育情有獨鍾，一往情深地樂此不疲，對其未來的終身職業有了內心的轉變，由從政轉向從教。從美歸來到他創辦的曉莊學校被封，尤其是“九·一八”“一二· 九”運動以後一段時間，這是陶行知“教育救國”思想的實驗推行時期。這一時期的教育實踐活動，占他發動的“六大教育運動”[4] 的一半左右，對“教育救國”的途徑作了多方麵可貴的探索，產生了引人注目的影響。1930年4月7日，南京衛戍區司令部令曉莊學校停辦；4月12日通緝陶行知。他隱居上海，邀集在滬的曉莊校友在孟淵旅館開了一次座談會，一位校友問：“我們不再辦學校用教育來救國了？”“也不再做實驗新教育的美夢了！你是說，我們得組織農民黨來領導農民革命？”陶行知作出了如下回答：“我的意思，真是這樣，教育不過是達到農民解放的一個工具，這個工具是主要的，但最重要的還是武器。你知道嗎，列寧革命之所以成功，就靠他有一支勁旅，可以打敗敵人。”[5]據此，似乎完全有理由斷定，曉莊被封，陶行知本人被通緝，促使他完成了由“教育救國”向“革命救國”的轉變，使他徹底丟棄了“教育救國”主張。無可否認，曉莊被封，使他對教育的功用產生了懷疑，但完全放棄多年形成根深蒂固的“教育救國”主張，還要一個過程。戴氏所記的那麽一段話，也許記得不是很準確，也許是陶行知餘怒未消，所言尚帶有嚴重的情緒。事實上，之後他並沒有竭盡全力去組建什麽“綠色黨”，也沒有去拿起什麽“武器”，建立什麽“勁旅”，而是推行普及教育運動、國難教育運動等。因此，自陶行知歸國到抗日戰爭全麵爆發，是他“教育救國”思想的實驗期。這樣說並不否認曉莊被封後，尤其是“九·一八”“一二· 九”運動後“革命教育”新質因子在不斷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