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6年8月11日，延安舉行“陶行知先生追悼會”，毛澤東題詞：“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題詞：“學習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屈不撓為獨立、和平、民主而鬥爭”。大會宣布將延安中學改名為行知中學，並決定組織陶行知紀念委員會，由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習仲勳和陶門弟子張宗麟等10 人組成。
8月12日的延安《解放日報》幾乎成了紀念陶行知的專刊。胡喬木說：“陶行知的死是叫我們一下子損失了三個有獨創性的偉人：一個政治家、一個教育家和一個文學家。”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評價陶行知，說“陶行知先生的理論與教育實踐……就是喚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把人民看作人，而不是奴隸與順民。他主張人民的解放，他又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所以，他相信人民能夠解放自己”。“在教育事業上，它同樣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主張人民自己為自己辦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陶先生這種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正是為人民服務的教育思想”。“陶行知先生，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他的主張，他的行動，他的作風，他的與人民的密切聯係，他的刻苦耐勞、堅強不屈、視死如歸，都是人民的模範，不僅別人應該把他當作模範來學習，我們兩百萬中國共產黨黨員也可把他當作模範來學習。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2]錢俊瑞肯定陶行知是“不折不扣的中國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是一個革命的大思想家、大詩人和大政治家，是一位偉大的革命戰士”。他特別強調：“他是國家之寶。我們祖國有了他，是我們極大的光榮。在世界範圍內，他為我們祖國添上萬丈光芒。”“陶先生一生的曆史就是一部在鬥爭中不斷前進的曆史。他從一個歐美式的自由主義者，舊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3]9 月22 日，重慶《新華日報》也推出悼陶特刊，吳玉章在特刊上撰文說：“陶先生的思想是正確的，見識是高超的，誌願是宏大的，意誌是堅強的，生活是刻苦的，做事是勇敢的，對人是誠懇的。”在中共權威人士的筆下，陶行知簡直就是完人[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