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知識人，按照波蘭學者弗· 茲納涅茨基的說法，乃是指“某些個體，在他們的生命曆程中或長或短地致力於知識的耕耘”。[2]教師作為知識的傳遞者自然屬於“知識人”之列。作為知識人教師的角色類型，一般被歸屬於知識的傳播者之列，這也是自古以來對教師所扮演角色的規定性話語，實際也成為教師自身對自己身份和職責的認定。陶行知受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更從與大眾的接觸中，發現了民間的價值和意義，由此不僅改變了其教育知識觀，而且也建立了新的富有革命意義的教師角色理論，實現了教師作為知識人角色類型的新的轉換。
一、從精英階級的“知識人”和現代文化的傳播者，轉變為陪著民眾幹的指導者和民眾智慧的發現者與學習者
在傳統士農工商社會階層的劃分中，教師始終是以社會精英自居，中國教育長期以來便是以培養“精英”為目標。從19 世紀末期開始，伴隨著救亡與啟蒙思潮的湧動，普通國民在社會發展中的根基作用日漸被人們所認識，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隨著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實用主義以及民粹主義的傳播和流行，下層的“勞工”被稱譽為“神聖”一族。知識分子應深入大眾、走向民間進行現代文化與文明的啟蒙，成為五四時期教育界各種不同政治傾向知識分子的普遍共識。李大釗於1919 年2 月在《 晨報》上發表文章，號召中國青年學習當年俄羅斯青年在農村從事宣傳運動的精神，深入農村，溝通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的聯係，將現代新文明輸入農村，擔負起教育農民的使命，並以此作為改造整個中國社會政治的起點和重要場所[3]。胡適希望學生以“社會服務的生活”為重要的學生活動，通過從事開辦平民夜校、通俗講演、破除迷信的事業和改良風俗的事業等對大眾進行科學知識的普及與現代文明的教育。[4]國家主義派的代表人物餘家菊、李瑛等人也號召教育工作者“到田間去”，因為在他們看來，唯有農民子弟在接受教育之後，才能承當起救國的使命。[5]簡而言之，盡管對於民間的理解和走向大眾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他們或從倫理的或由政治的層麵發現了民間的意義，並將其與當時十分關注的“啟蒙”與“救亡”緊密聯係起來。民間成為通過教育完成改造社會使命的場所，而教育者在其中則扮演著啟蒙者與改造者的社會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