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觀很具特色，頗有影響。過去教育史界、學術界對陶先生的中西文化教育觀研究甚少，而以此為主題寫成專題論文發表的，至今都極少發現。認真研究這一題目，對於深入研究陶行知的文化教育思想，拓展陶學研究領域，促進當前教育改革，都是有積極的意義的。
陶行知（1891—1946）出生於安徽省歙縣的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從小參加生產勞動，接觸農民大眾，了解勞動人民的疾苦。靠外祖父的幫助，六歲開始進入蒙童館學習《四書》、《五經》，接受封建主義的正統教育。在英籍人士主辦的崇一學堂和美傳教士主辦的金陵大學完成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後，他又借款到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攻讀市政、教育專業，師事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祿教授。學成之後，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擔任教授、教育係主任，親自試驗平民教育、鄉村教育、普及教育、國難教育，訪問世界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控訴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滔天罪行，考察各國教育，創辦南京曉莊師範學校、重慶育才學校、重慶社會大學，深入進行教育改革的試驗研究，培養高質量人才，創造生活教育理論，反對國民黨化教育、獨裁教育。貧苦的家庭環境，不尋常的個人經曆和遭際，艱難時勢的造就，使得陶行知對中國封建主義傳統教育和封建文化有了較透徹的了解，對外國列強的“洋化教育”和西方文化有豐富的感性認識和深刻的理性洞察，因而在對待中西文化教育的問題上，能夠發表中肯的、實際的新鮮見解。
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觀不是集中反映在一兩篇論文裏，而是散見於《陶行知全集》的80多篇論文、文章、詩歌和書信中。在這些著作中，都貫穿著一個總的指導思想、總的觀點，即從中國國情和實際需要出發，對中西文化教育持分析、批評的態度。他指出：“用批評態度，介紹外國文化，整理本國文化。”[2]又帶有總結性地說：“我們在這十二年當中幹了些什麽事？三件事，還沒有做完。一是反洋化教育，二是反傳統教育，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建立爭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論與方法。”[3]以上兩段文字，概括了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觀的基本觀點，可以視為其中西文化教育觀的總綱領。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陶行知對中西文化教育采取具體分析，“批評”過濾的態度，堅持把“破”（反對洋化教育，反對傳統教育）與“立”（建立新教育理論與方法）結合起來，把繼承借鑒與開拓創新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