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第一章對親子溝通和兒童學業成就家庭成因的相關研究的梳理和綜述，我們發現圍繞這一領域有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的理論建構和實證研究來解決，也有許多命題需要新的研究加以檢驗。下麵將從三個方麵分別加以論述。
（一）如何全麵描述親子溝通狀況
在文獻綜述中，我們已經介紹了現有的常用親子溝通模式量表，歸納起來它們主要測量了家庭成員（主要是父母和兒童）溝通模式和溝通能力兩個方麵。溝通模式主要反映在對親子溝通的開放性（如McLeod & Chaffee，1972; Olson et al.，1982）和服從傾向（如Ritchie & Fitzpatrick，1990）的關注；溝通能力則主要體現為對父母表達能力和兒童傾聽能力的測量（Olson et al.，2003; McCarty & Doyle，2001）。但我們認為僅溝通能力和模式還不足以描述親子溝通的全貌。親子溝通的效果如何不僅取決於各溝通主體溝通能力的高低和溝通模式，家庭成員之間的權力關係、父子和母子關係特征，甚至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觀念是否一致等都可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我們認為對親子溝通狀況的全麵描述應該從個體、關係和係統三個不同層麵展開。
此外，上文所介紹的親子溝通模型和測量工具基本都是國外研究者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發展並應用的。我國目前的少量親子溝通研究大都是翻譯國外現有工具，但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文化適應性問題。例如，國外現有的家庭溝通模式量表通常假設父親和母親角色相同，都作為家庭中的權威人物，享有話語權。但在我國的實際情況是，父母在兒童成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最典型的是“嚴父慈母”模式，父母分別滿足兒童發展不同方麵的需求（Serewicz，Dickson & Morrison，2007），相應其親子溝通所遵循的溝通規則也不同（Galvin，Bylund，Brommel，2004; 黃光國，2005）。根據我國文化背景對父親和母親在親子溝通角色、目標和任務上做出適當區分才可能建構出能夠反映本土文化特色的溝通理論，並編製出合理的親子溝通測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