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往親子溝通研究存在的“問題”
（一）親子溝通模式研究的不足
第一章介紹並綜述了親子溝通模式研究中的幾個主流工具及其相應的模型描述，我們發現這些模型和測量工具一方麵為我們的實證研究提供了理論解釋框架和研究抽象溝通模式的手段及工具；另一方麵，這些模型和工具也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各種溝通模式的理論構想、量表維度界定都不盡相同，甚至有很大差異，這導致研究結果缺乏可比性。例如，上文提到的McLeod和Chaffee（1972）的社會定向，Ritchie和Fitzpatrick（1990）提出的服從定向主要是用來描述父母和兒童在溝通中服從與被服從傾向，其所關注的是親子溝通的關係特征。而同樣被廣泛應用的研究工具，如Olson的家庭成員溝通能力的工具（1982，2003）、McCarty和Doyle（2001）的家庭溝通測量工具等卻以測量父母或兒童溝通能力和傾向為主。早期的家庭溝通調查（FCI，Bienvenu，1969）雖然具有較好的區分效度，但對該量表項目進行內容分析之後，我們發現在有效的31個項目中，近一半實際測量的是教養行為與期望。還有一些工具將測量溝通關係、能力等不同內容的項目歸為同一個測量維度，並合成單一分數作為親子溝通模式的測量指標（McCarty & Doyle，2001; Lucchetti et al.，2002）。應用這種測量內容界定可能存在問題的測量工具對被試進行測量或篩查必然導致數據不能真實、有效反映現實的問題。
其次，這些模型和工具普遍忽略了親子溝通的雙向性，片麵強調父母在溝通中的限製行為，對兒童在互動中的反應關注不夠。這從量表中以父母和兒童為描述對象的項目數量差異中可見一斑。例如，在Ritchie和Fitzpatrick的修訂後的家庭溝通模式量表的26個項目中有關兒童溝通行為的描述僅有4個，其他項目都描述了父母的溝通和控製行為。雖然其他量表試圖在這方麵做出一些補充，如考察親子溝通過程中子女的焦慮（Lucchetti et al.，2002）、兒童的傾聽和情感表達、對父母溝通開放性的感知（McCarty & Doyle，2001）等，但僅從量表維度名稱就可以看出這些對兒童反應的測量多為兒童感受、傾聽和服從行為，仍然缺少對兒童主動溝通行為的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