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會任務中的親子溝通
親子溝通研究中社會任務的設置通常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仍然是激發父母的指導行為，引起親子溝通的過程。因為研究表明父母作為社會領域中有能力的成人，在社會任務中對兒童的指導仍然是最有效的（Radziszewska & Rogoff，1991; Gauvain，2001）。所以，研究者們設計了度假計劃、解決社會威脅事件（Donenberg & Weisz，1997）、社會威脅情景討論（Barrett et al.，2002）、模糊情節故事講述與討論（Root & Jenkins，2005）等任務考察親子溝通行為。第二個目的是引入壓力事件，考察在衝突事件中親子溝通的行為特征。例如，許多研究者采用衝突經曆討論的任務，要求父母和兒童在規定時間內討論他們所經曆的一個嚴重衝突事件（Donenberg & Weisz，1997; Granic & Lamey，2002）。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會增加父母的焦慮水平，使父母表現出其未經思考、已經自動化了的溝通模式，以模擬家庭背景中自然的消極溝通過程。
研究者們對社會任務中親子溝通行為的分析大都關注互動中父母所表現出的行為模式及其對兒童社會性情感和行為的影響，也很少對任務解決結果進行分析。例如，Donenberg和Weisz（1997）對7~16歲攻擊和抑鬱兒童與母親溝通過程的比較研究發現，兩組被試在衝突任務中的消極溝通行為更多；與攻擊兒童母親相比，抑鬱兒童的父母表現出更多的“監督和控製”，總是企圖指揮兒童以特定方式思考或行動。Siqueland等人（1996）的研究發現，焦慮兒童的父母比正常父母賦予孩子的自主性更少，但溫情沒有顯著差異。Barrett等人（2002）對4~16歲焦慮、攻擊和正常兒童與父母在社會威脅情景討論中的溝通行為進行觀察。判別分析結果表明，區分攻擊兒童家庭與焦慮兒童家庭的變量模式不同：攻擊兒童的父母表現出較少的積極問題解決能力、對孩子的獨立性給予較少表揚、對孩子的能力缺乏信心；而焦慮兒童的母親則是充滿溫情且控製行為較多的，焦慮兒童父親的最大特點是他們對孩子的能力表現出最多的懷疑。同時，父母在親子討論中所表現出的敵意也會影響兒童的易怒水平（Root & Jenkin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