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驗證研究假設和理論模型的過程中，本書在文獻綜述基礎上結合研究主題在方法論上作如下思考，並按照這一思路組織和設計本書的三個研究。
第一，在概念層麵，將親子溝通既定義為一種典型的、一般的、穩定的溝通模式，也定義為任務指向的具體的、雙向的、序列化的溝通行為。因此，本書在第四章中設計了量的和質的兩個子研究：一個對親子溝通模式進行考察；另一個從具體親子溝通行為中發現一般模式，以達到從一般和特殊兩個角度考察親子溝通特點的目的。
本書對親子溝通概念的區分與以往有關父母教養方式的已有理論和研究一致。研究者提出教養風格背景模型，區分了教養風格和特定的教養實踐，認為教養風格指無論具體行為內容是什麽都可以被辨認出來的一般行為特征。例如，一個善於鼓勵言語交流和討論、重視決策背後的推理過程的母親，無論言語交流的內容是什麽，所解釋的決策是什麽，其風格不變。而教養實踐則特指父母具體的教育行為。Darling和Steinberg（1993）認為雖然教養風格和教養實踐都受父母教養目標、價值觀和角色定位的影響，但兩者通過不同的過程影響兒童的發展。教養實踐直接影響兒童的行為（如舉止、學業表現）和個性發展（如價值觀或自尊），“是父母直接幫助孩子達到他們的社會化目標的機製”（Darling & Steinberg，1993）；而教養風格通過改變教養實踐的有效性和兒童對父母價值觀和意願的開放性來間接影響兒童發展。
此外，正如第一章的綜述所言，以往實證研究中對親子溝通的操作定義也存在定義為一般溝通模式和具體溝通行為的分歧。因此，我們認為親子溝通在概念層麵確實表現出“風格”和“實踐”的雙重含義。其中，父母與孩子就某個主題所進行的言語與非言語交流屬於實踐層麵的具體溝通行為，而那些溝通行為中所體現出的穩定的風格或模式，即為一般親子溝通模式。本書結果也支持我們對親子溝通概念的區分。例如，第四章中對被試親子溝通模式的分析結果表明差生父母的開放性低於其他兒童父母，同時，差生自身的主動性也明顯比其他兒童差。這是溝通模式在元素層麵的測量結果。當我們將兒童及其父母放入具體的溝通任務背景中考察其具體溝通行為時，發現兒童和父母溝通能力上的差異不是兩個獨立現象，而是反映了溝通對象能力之間的匹配關係，如主動與退縮、支配與反抗、敏感與遲鈍等，它蘊含了親子之間權力關係及這種權力關係對兩者互動模式的影響。這一結果是對前麵一般溝通模式研究的有力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