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永安
蔣軍晶老師在浙江省第六屆小學語文青年教師課堂教學評比中上了《一夜的工作》這一課。盡管這一課最終獲得了本次比賽的第一名，但還是有一些老師覺得蔣老師這一課上得不夠“新”，不夠“深”，與“審美期待”有距離，因為蔣老師以前的課總是給人一種震撼甚至可以說是讓人猝不及防的衝擊，例如他上的《地震中的父與子》《母愛》《麋鹿》等。
以上情況讓我想到了18世紀末，浪漫主義興起了，狂飆運動興起了，拉斐爾受到一幫特別講究獨創性、講究藝術天才的人的反對。這種聯想讓我很興奮，促使我去追問那些質疑此課至少覺得這一課上得不夠“新”，不夠“深”的老師，追問他們理想中的課堂應該是怎麽樣的。我滿懷期待地想從他們那裏捕捉到一些對於小學語文閱讀教學的獨創性觀點。可是，當我真正傾聽了他們的想法之後，我內心卻極其擔憂，引發了我對下麵兩個問題的思考：
有的老師問：何其芳寫的這篇《一夜的工作》並不“好”，需要這樣文本細讀嗎？
關於文本無用論與教材顛覆
“文章隻是個例子”被千萬次地引用，由於老師們的“多元解讀”，自然這個“例子”已不僅僅是葉聖陶先生筆下的“原型”了。既然是個例子，在部分老師的眼裏自然可以推倒重來，安排一個另外的“例子”取而代之。以前王崧舟老師上這篇文章的時候，作為引子，引用了《你是這樣的人》，有老師在評課時就提出過換個“例子”的說法：“如果把那首詩作為正文，把課文作為一種輔讀的材料來說明那首詩，效果恐怕還會更好一點。”於是在這樣的懷疑主義與批判精神的引領下，教材被閹割、重組甚至剔除。教材似乎可以隨意顛覆、超越。
教材真的可以隨意顛覆、超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