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安
《一夜的工作》是一篇用了三十多年的課文，它質樸真實的敘事打動了幾代人的心弦。近些年來這篇課文教法的變化，折射出時代對作品解讀的影響和閱讀教學觀念的更新。
何其芳是我國當代有影響的詩人、文學評論家，曾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屬社會科學院）所長，“**”期間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幫”後，他寫下了深切懷念周總理的文章《一夜的工作》。這篇文章在1978年《人民文學》1月號上發表，何其芳卻已在1977年7月去世。作者真實地記錄了自己親眼見到的周總理一夜的工作，為我們了解和認識人民的好總理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也許是何其芳的詩人本色，所以當他可以放聲高歌的時候，便發出了直抒胸臆地呼喊：“這就是我們的總理。我看見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是多麽勞苦，多麽簡樸！”這篇文章“卒章顯其誌”的手法，使得它的主題比較直露，這也是一種時代的局限。
由於作者采用了結尾點題的寫法，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篇課文的教學走了一條“直奔中心”的“捷徑”。一些老師的做法是：（1）快速瀏覽全文，找出文章的中心句，即“他是多麽勞苦，多麽簡樸！”（2）在中心句中圈出表現周總理優秀品質的詞語，即“勞苦”和“簡樸”。（3）找一找，課文中哪些地方寫周總理的“勞苦”？哪些地方寫周總理的“簡樸”？這樣，這篇課文很快就教完了。這種教法效率似乎很高，細細想來問題卻很多：如果不囿於作者自己的結論，我們從這篇文章中可以讀出的周總理的品質，一定不止“勞苦”和“簡樸”：周總理自己通宵批閱文件，卻叫“我”先到隔壁值班室去睡一覺，這是“勞苦”和“簡樸”嗎？“我”站起來把小轉椅的上部帶歪了，周總理過來把轉椅扶正，這是“勞苦”和“簡樸”嗎？至於周總理看完一句畫一個小圓圈，更不是簡單地用“勞苦”可以概括的。這種教法采用了“演繹法”，即根據已有結論去找現象，會限製學生對課文的自主感受。演繹法是一種重要的思維方法，但長期使用演繹法思維卻會使人的思想僵化，不能突破已有的結論。新課程提倡對文本多元解讀，而沿用這種教法卻隻會給課文一個封閉的終極結論。要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需要改變這種從已有結論尋找表現的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