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2]一門傳統學術領域中的專學的形成也與此類似：世上本無所謂學，研究的人多了，便成了學。中國人向來有稱學的習慣，往往將較重要的、研究得較多的對象稱之為學，如研究《文選》有選學、研究《紅樓夢》有紅學、研究朱熹有朱子學，還有策學、漢學、宋學、閩學、關學之類。這種“學”並非嚴格意義的學科，而隻是中國傳統學術中的專門之學。“科舉學”是在科舉研究曆史悠久、研究對象重要、研究人員眾多、研究成果豐碩的情況下逐漸形成的一個專門術語，是實至而名歸，是在學顯之後蔚然成學的。本文擬在筆者以往“科舉學”係列論文的基礎上，分析各學科的科舉研究概況，介紹外國科舉研究的新進展，並進一步論述科舉研究與“科舉學”的關係，從中可以看出“科舉學”產生的必然性和構建“科舉學”的重要意義。
一、多學科的科舉研究
與其他許多專學不同的一大特點是“科舉學”具有明顯的廣博性，其研究對象是已有任何單一學科所無法包容的。[3]以往科舉研究的範圍主要涉及曆史學、教育學、政治學、文學、社會學等各個學科領域。
曆史學與科舉研究有著天然的血緣關係。作為一門研究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過去存在的科舉考試製度及其運作的曆史的專學，“科舉學”的研究對象是已經消逝的曆史陳跡，因此必然和曆史學的關係最為密切。就像敦煌學從屬於曆史學一樣，在某種程度上，“科舉學”也可以說是曆史學的一部分，或者說曆史學是“科舉學”研究的基礎學科。實際上多數科舉研究成果還是曆史學界的學者做出的。回顧20世紀的“科舉學”，經曆了1920年至1949年的奠基期和1950年至1979年的中心外移期後，1980年至1999年出現了中國科舉研究的興盛期。20年間，科舉成為唐宋元明清各斷代史研究的熱點之一，科舉研究也一直受到史學界的關注，是權威刊物《曆史研究》經常發稿的一個主題。《曆史研究》2000年第6期刊出的劉海峰的《科舉製的起源與進士科的起始》一文和何忠禮的《二十世紀的中國科舉製度史研究》一文，可以說是對20世紀有關科舉起源問題和斷代科舉研究史的一個總結。由於科舉和中國1300年間的曆史進程有重大關係，因此各個斷代研究多有大量的科舉研究論著發表也就不足為奇了。曆史學者是科舉研究的主體，對待科舉，人們從世紀初的唾棄與冷淡、世紀中的清理與批判，到世紀末的重視與反思，從一般的科舉研究到“科舉學”的理論構建，經曆了一場幾同隔世的滄桑巨變。縱觀20世紀科舉研究的發展脈絡，總的看來是從冷寂走向熱門，從製度的考證和史實的回憶走向理論的探討，從**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斷，從幼稚走向成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