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發生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即清朝政府於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下令改書院為學堂。從此，在中國曆史上存在上千年的書院，從製度上失去了繼續存在的根基，很快退出了中國曆史舞台。
書院已經成為一種離我們既遠又近的文化遺存。作為製度形態的書院，已經隨傳統社會永遠消逝，離我們越來越遠；作為建築形態的書院，則在東亞世界還有廣泛的存在，不少地方都還能見到一些書院舊址，有的修複了一些書院，甚至試圖複辦某些書院。
在中國古代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書院與科舉是兩個相當獨特的方麵。書院與科舉互相聯係又互有區別。書院是有形的，科舉是無形的；書院給人的印象多是建築，科舉給人的印象多是製度。書院也有無形的製度，但不是最主要的特征；科舉也有有形的考場，但至今多已灰飛煙滅。書院與科舉在20世紀初都被看成落後守舊的東西而為人們所否定，但書院在當代的形象已趨正麵，而科舉在當代多數人的印象中還是負麵的。
一千多年間，書院與科舉同甘共苦，書院研究大家李才棟先生曾將兩者稱之為“姐妹花”，我認為到後來書院與科舉實際上是一對難兄難弟。書院雖在科舉之後出現，但從宏觀上看，兩者都在隋唐時期誕生，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一同在20世紀初被徹底廢去。在它們共存的上千年時間內，兩者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礎，關係越到後來越密切。
書院之名，始於唐玄宗時的麗正修書院和集賢書院，當時的集賢書院已有教學活動。[2]但真正作為後世書院起源的書院，則始於唐後期興起的私人讀書。中唐以後，有許多準備報考進士科的士子隱居山林，潛心讀書，書院便由習進士業的士人讀書山林之風尚演進而來。過去多數學者都認為書院與科舉的關係是疏離的，或者說書院具有反科舉的傳統，但近年來的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已逐漸改變了這一看法。作為儒家文明的產物，書院是宋明理學的策源地和大本營，理學作為宋以後儒家學說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發展，十分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書院生存的科舉時代，士人反對科舉隻能居於修身齊家的層次，很難達致治國境界，更遑論實現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數書院教育家也是深明此理的，因此他們本人積極爭取應舉入仕，而且不反對書院學生應舉入仕，主要是勸導學生要學問、舉業並重。正如最著名的書院教育家朱熹所說的：“居今之世，使孔子複生，亦不免應舉。”[3]反對科舉在當時既不合時宜，也不現實。士人如果能夠應舉入仕，具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和地位之後，往往反而可以獲得更好地宣傳自己學說的機會和條件。朱熹、陸九淵、湛若水、王守仁等書院大師都是考上進士之後，才有較好的學術和政治資本建立或修複書院，進行講學布道的。因此，書院治學與應舉入仕有對立的一麵，也有統一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