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製對西方考試製度影響新探[1]
一、問題的由來
科舉製是中國的特產，但它卻對東亞和西方國家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對東亞國家的影響是指曆史上日本曾一度仿行過科舉，韓國/朝鮮、越南曾長期實行過科舉製度；對西方的影響是指英、法、德、美等國曾借鑒科舉建立了文官考試製度。東亞諸國仿行科舉於史有證，不成問題；而科舉製對西方考試製度的影響卻是一個以往中國人了解較少的相當複雜的問題。
20世紀初，清朝統治者在歐風美雨和堅船利炮的衝擊之下已風雨飄搖，實行了1300年的科舉製在中國也走到了窮途末路。為了推廣新學、興辦學堂，清政府不得不於1905年廢止了科舉製。隨後，八股科舉被一般人看作和鴉片、纏足等同類落後醜惡的東西，被人們所唾棄。作為曆史陳跡，曾經顯赫無比的科舉在中國逐漸為人們所淡忘，再談科舉容易被進步人士視為“頑陋”。因此，一些談及科舉考試史的人為避免用“科舉”這一很難聽的名詞，常代之以“中國曆史上的考試”的說法。在中國人多對科舉加以批判的20世紀20年代，早年便出洋、長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孫中山說出的話真是石破天驚：“現在歐美各國的考試製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製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製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製度。”[2]正是在孫中山這一說法的啟發下，一些中國學者對科舉西傳問題進行了艱難的探索。
1943年前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最為激烈、中華民族的命運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兩位中國學者不約而同分別在美國重要學術刊物上用英文發表了關於中國科舉考試對英國和西方影響的論文，使當時正與中國一道抗擊法西斯和日本侵略者的世界人民知道中國曾對世界文明做出的這一大貢獻。這兩篇論文其一是當時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任教的張沅長發表在1942年4月出版的《美國曆史評論》上的《中國與英國的文官改革》一文（以下簡稱張沅長文）[3]，其二是旅居美國的鄧嗣禹發表在1943年9月出版的《哈佛亞洲研究學報》上的《中國對西方考試製度的影響》一文（以下簡稱鄧嗣禹文）[4]。尤其是鄧嗣禹文長達3萬餘字，旁征博引，論述詳賅，長期以來在海外引起了廣泛的反響，被收入多種文集，在西方漢學界幾乎無人不曉，已被公認為是經典性的論文，至今還經常被引用。其後，還有幾位外國學者在鄧嗣禹文的基礎上對此問題作了一些探討，如萊茨（Lach）1965年出版的《16世紀歐洲人眼中的中國》一書，新發現了幾條西方人對明末科舉製度的記載，並認為歐洲人曾從中國科舉中學到了筆試形式。[5]顧立雅（Creel）1970年在《中國政術之起源》一書中，聲稱自己在詳細研究考試製度史之後，發現中國確實是最早采用考試的國家，並認為中國的考試製度曾在12世紀影響過中東的醫學考試，進而影響歐洲的學位考試，17世紀以後又影響了德國、英國考試製度的建立。[6]但他對科舉西傳並未作係統全麵的研究。其他一些涉及科舉西傳的外文論著多數隻是一般介紹16～19世紀西方人所見到的中國科舉，中國學者近年來的有關論著基本上是在鄧嗣禹文的資料範圍內作一些介紹論述。筆者的《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一書[7]有關章節，雖曾利用過一些新資料，但尚未遑作深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