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晚鍾已經悠然敲響，在百年回眸之際，總結一下20世紀科舉研究的演變曆程令人饒有興趣，也頗具學術意義。曾經在一千多年間與中國無數知識分子的命運息息相關的科舉製度，在20世紀初退出了曆史舞台，但與科舉無關的現代人卻難以完全擺脫科舉文化的影響。對待科舉，人們從世紀初的唾棄與冷淡、世紀中的清理與批判，到世紀末的重視與反思，從一般的科舉研究到“科舉學”的理論構建，經曆了一場幾同隔世的滄桑巨變。
一、20世紀科舉研究的演進
“科舉學”是一門古老而年輕的學問。因為自從科舉製產生一段時間以後便有人開始進行研究，其研究曆史長達千餘年，是為古老；而將科舉作為一門專學或者說作為一個專門領域來研究，則為時尚短，是為年輕。雖然從唐宋至明清研究科舉者代不乏人，但真正用科學的眼光對科舉進行研究的，還是走出科舉時代的20世紀的現代人。
1905年將科舉這一封建政治文化製度的基石動搖撬翻之後，整個君主製度的大廈不久也隨之崩塌傾覆，中國曆史進入一個動亂不安的時期。與許多學科學問一樣，20世紀最初20年談不上什麽研究，尤其是在清末將科舉說得一無是處，人們還沉浸在科舉革廢前夕的激憤情緒的餘波之中，更是不屑於去撥弄這一“曆史垃圾”。20世紀的科舉研究始於20年代，至20世紀世紀末，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20年至1949年。最初人們對科舉的評價多為片斷的回憶和零星的評論，從孫中山到陳獨秀，很少有名人完全未議論過科舉。學術研究方麵，1921年曾在《平民教育》發表《新法考試》的心理學家張耀祥，又於1926年在《心理》雜誌發表《清代進士之地理分布》，以他直接從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錄親自抄錄的24451名進士為研究對象，分析中國人才的地理分布。他還在《晨報副刊》第1493號（1926年12月16日）刊出《論科舉為智力測驗》一文。當時“科舉二字不符時俗耳目”，言科舉者“足大來醜詆”，[2]一般人皆以考試來代指科舉。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按孫中山考試權獨立的構想成立考試院，促進了考試（科舉）史的研究。1929年鄧定人將其在上海《民國日報》附刊“星期評論”上發表的連載論文編著成《中國考試製度研究》一書，由民智書局出版。此書的主要內容為科舉考試史，實際上是第一部研究科舉的專書。20世紀20年代後期至 1937年是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的黃金時期，科舉研究也出現了不少成果，僅專著就有章中如《清代考試製度》（黎明書局1931年出版）、方瑜《唐代的科舉製度》（中山大學1933年印行）、傅增湘《清代殿試考略》（大公報社1933年出版）、陳東原《中國科舉時代之教育》（商務印書館1934年出版）、鄧嗣禹《中國考試製度史》（國民政府考試院1936年印行）、盧前《八股文小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出版）。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還有不少論文發表（約80篇），主要為製度史研究和考訂，較具理論研究性質的有王亞南於1947年在《時與文》第2卷第14期發表的《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二大杠杠——科舉製》，以及潘光旦、費孝通1947年在清華《社會科學》第4卷第1期上發表的《科舉與社會流動》。此時期國外科舉研究專著有日本學者宮崎市定1946年出版的《科舉》一書。第一階段的科舉研究論著多各自進行，很少產生爭論[3]，但為後來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