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社會，多樣化和多元化發展是總體趨勢。這種多樣化和多元化在帶給我們豐富多彩的生活的同時，也增加了我們在社會生活中認識事物以及處理問題的複雜性和困難程度。就《教育學》教材的編寫而言，當下與過往就不可同日而語。
20世紀初，我國早期的教育學先賢如王國維、繆文功、張繼煦、金祝華、季新益、侯鴻鑒、秦敏均、蔣維喬、吳馨、周維城、林壬、張敏聰、張子和、劉以鍾、彭清鵬、宋嘉釗、張沂等編寫出版的《教育學》，目標明確、對象單一，主要是解決“我國當年由舊時私塾的個別教學轉變為班級上課，塾師多未知如何應對”[1]之問題，對象主要是師範學堂的學生，內容主要是赫爾巴特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1919年，杜威先生應北京大學、江蘇省教育會等五單位之邀訪華，開展了“長達兩年又兩個多月之久、足跡遍布13個省市的教學”[2]，實驗主義教育學大行其道，但這並沒有完全取代赫爾巴特教育學而形成一家獨大的格局，加上一段時期以來班級授課製在中國實踐積累的經驗，因而，這一時期編寫出版的《教育學》，在內容選擇和架構上就有了更多的取向和考量。新中國成立後，教育界迅速掀起學習蘇聯凱洛夫《教育學》的**，在學習借鑒的基礎上，為“教育學”研究和《教育學》教材編寫提出了新的目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學與中國教育實踐相結合。由於這一目標要求甚高，當時除人民教育出版社公開出版的中師《教育學》有較大影響外，其餘《教育學》要麽是公開出版但影響力有限，要麽是有一定的影響但沒有公開出版發行。
通過對“教育學”在中國發展的上述梳理，十分明顯地折射出《教育學》編寫的難度在隨兩個維度遞進：一是時間推移，二是空間擴展。也就是說，時間推移到21世紀，空間擴展到終身學習的每一個人，《教育學》編寫的難度有多高無法言表。就我們主編的這本《教育學基礎》教材來講，它在編寫之前就有明確的“出生證”：教師教育課程標準配套教材，全國教師資格證書考試通用教材。盡管教材編寫的指向明確，但教材編寫的難度依然極高、問題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