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學教科書上，在談到教育與經濟（生產力）的關係時，通常的表述方式是，經濟（生產力）的發展“製約著教育事業發展的規模與速度”，“製約著人才培養的規格和教育結構”，“製約著（或促進）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組織形式的發展與改革”。而與此同時，我們又提出教育的相對獨立性問題，認為教育具有“曆史繼承性”，具有“與政治經濟製度和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性”，這實際上是給前麵的結論打上了一個問號。教育的發展無疑應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和製約，但製約和影響的程度如何？製約和影響的究竟是教育中的哪些因素？教育中有沒有不受或者相對而言少受經濟發展製約和影響的因素？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去一般性地泛泛而談經濟或生產力的發展對教育的製約實際上並無多大意義，它需要我們根據實際，細密地審理經濟發展與教育的關係問題。
經濟發展與教育的關係問題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經提出，《論語·子路》第9節說：“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就“富”對“教”的關係而言，這裏至少有兩層問題，一是“富”後一定會“思”及“教”嗎？二是“富”後而“思”的“教”是一種什麽形式的“教”，或者說“富”的人們是以何種方式來“思教”呢？
我們先來看看，富裕起來的家庭如何“思教”？富裕起來的農民、普通市民，因為自己在讀書上的不足以及自身生活境遇上的某種欠缺，而把雙倍的讀書的期望都寄托在子女的身上，希望他們將來能有出息。他們對教育的雙倍期望同樣是他們對子女教育投入的有求必應。少數高富裕階層，他們在加大對子女教育投入的同時，對教育的眼光也不同一般，“貴族學校”應運而生，還有的初中剛畢業，就選擇出國留學。在他們的心目中似乎條件好的學校、外國的學校就等於好的教育，因為他們富裕，所以他們不須進一步考慮他們的教育投入與教育收益的關係，因為他們富裕了，所以不願再讓孩子吃點苦，殊不知，“苦難是人生最好的導師”，雖然好的教育並不一定要人人都去親曆苦難，但適當地吃點苦，並且間接地體驗苦難、理解苦難，而不是讓孩子從小就排斥苦難，對於培養他們一分博大的人間情懷、培養同情關愛之心是十分重要的，而這或許也該是一種良好的教育的重要成分。當然，也並非所有富裕起來的人們都能想到教育的重要，也不乏這樣的人，認為隻要能賺到錢，讀不讀書沒多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