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教師教育，也像中國近現代社會和教育一樣，是在一種被迫的狀態下被動的產生和發展起來的。1840年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封閉的大門，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不得不采用“西學”，以圖達到對內鎮壓異己反抗、對外抵禦外強瓜分的目的。1861年12月，曾國藩在安慶設立軍械所，標誌著洋務運動的開場。1862年8月24日，京師同文館開辦。這一年是同治元年，實為“同光新政”的開端，也稱“洋務新政”。然而，甲午一役，徹底粉碎了洋務之夢。1895年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康有為等人“公車上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以此為契機，士大夫們逐漸認識到西方現代教育的本質，對洋務教育進行了深刻的檢討。1896年，李端棻上《請推廣學校折》，請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呼籲推行西方學製。而梁啟超則是宣傳師範教育作用不遺餘力的教育理論家。也是在1896年，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等文章。涉及教育的，有《學校總論》《論科舉》《論教師》《論女學》《論幼學》《學校餘論》等篇。他曾慨歎發展近代學校受製於師資，“師範學堂不立，教習非人”。基於此，他大力提倡開辦師範學校，認為師範學校為“群學之基”，各級學校離開此基，均無從談起。他說：“故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範學堂為第一義。”所以，他認為，維新變法“其無遽立大學堂而已，其必自小學堂始”。而要設小學，必須“輔之以師範學堂”。此可謂中國教師教育議論之發端。
在上述曆史背景下，遂有中國教師教育之萌芽。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大理寺少卿盛宣懷獲準在上海創設南洋公學。1897年4月8日開學，先設師範院，招生40名。南洋公學師範院的設置，表征著中國教師教育邁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