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精神是一種內在的主體素質。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人格精神。陶行知的人格精神是他在艱難曲折的人生道路上,在幾十年革命實踐中鍛造出來的,又反過來支撐和推動著他從事著改造中國社會和文化教育的偉大實踐。
陶行知的人格,就是他一貫倡導和奉行的“大丈夫精神”。陶行知在晚年致育才學校全體師生的《最後一封信》裏,對這種“大丈夫精神”作了一個全麵概括,“平時要以‘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達者不戀’的精神培養學生和我們自己,有事則以‘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動’相勉勵”[1]。他一生自尊自立自強,正正當當做人,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私德廉潔,公德文明,嚴於律己,身體力行,在思想上築起一座堅不可摧的人格長城。陶行知的人格,是中華民族優秀的人格範型,足可為後人所效仿,並將對中華民族的發展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陶行知的精神,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六種:
一是愛國精神。
陶行知熱愛我們的祖國,“我是一個中國人,要為中國作出一些貢獻來”[2],這是他少年時期立下的愛國誌向:“國家是大家的。愛國是個個人的本分,顧亭林先生說得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覺得凡是腳站在中國土地,嘴吃中國五穀,身穿中國衣服的,無論是男女老少,都應當愛中國。”[3]這是他對愛國主義最通俗的解釋,也是最樸素的感情:“我是中國人,我愛中華國。中國現在不得了,將來一定了不得。”[4]這是他對祖國所寄予的希望和堅定的信念。愛國必然愛民,由此,他以“愛滿天下”的精神,愛平民、愛農民、愛工人、愛廣大勞苦大眾。“他愛人類,所以他愛中華民族,所以他愛中華民族中最多數最不幸之農人”[5],他願為苦難的農民“燒心香”,因而他大力倡導鄉村教育;他愛工人,他唱出了“光棍的鋤頭不中用呀!聯合機器來革命呀!”[6]。他倡導“科學下嫁”,創辦各種工學團,開展工農教育;他愛天下一切勞苦大眾;願意終身為勞苦大眾服務,做人民的“老媽子”。從愛國愛民出發,他愛教育,決心一輩子獻身教育,立誌要用教育來愛國愛民,救國救民。為此,他反對封建主義的傳統教育,反對帝國主義的洋化教育和奴化教育,他決心闖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新教育之路來。因此,他矢誌不渝地奮鬥了一生。從愛國、愛民、愛教育出發,他愛中國共產黨,熱愛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他“無保留地追隨黨”,全身心地投入黨所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把自己的一切納入到革命的軌道,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