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說：“我們常見的教育家有三種”：一種是政客的教育家，他隻會運動，把持，說官話；一種是書生的教育家，他隻會讀書，教書，做文章；一種是經驗的教育家，他隻會盲行，盲動，悶起頭來，辦……辦……辦。那麽，怎樣做一流的教育家呢？就這個話題，結合陶行知的生平事跡，談一談筆者的看法。
首先是應立誌。
要做一流的教育家，首先要立誌，立宏偉大誌。古人說：有其誌必成其事。陶行知之所以能成為中國一流的教育家、首先就在於他少小立誌，拯救中華，“為中國做出一番大事業來”。
陶行知的人生誌向並非生而就定，而是因時而生，依勢而更。管窺其求學曆程，便可從中得到印證。
陶行知的人生誌向，大體經曆了如下四次階段性的變更。
一是醫藥救國。與孫中山、魯迅等名人一樣，少年陶行知開始確立的人生誌向便是行醫，救死扶傷。他17歲畢業於徽州崇一學堂之後，便赴杭州投考廣濟醫學院。促使他發願發醫的直接動因是其姐的幼殤以及家鄉缺醫少藥的現狀。此時的他將滿腔報國之誌化作做拯救世人肉體苦痛的良醫的人生誌向。
二是文學救國。陶行知在廣濟醫學堂就讀的時間不長，即因受到歧視而憤然退學回鄉。在家苦學英語半年後，又於1909年考入南京匯文書院就讀。此時他的興趣開始朝文學定向。尤其是通過學報《金陵光》的編輯及作品的陸續見諸報端。更日益堅定了他以文學刷新國民精神風貌的人生誌向。
三是政治救國。辛亥革命的爆發催生了陶行知政治救國的夢想。他不僅回鄉參加了屯溪陽湖餘家莊起義，而且還擔任徽州議會秘書達半年之長。其後，政治救國的理想不斷加強。他的畢業論文《共和精義》就蘊涵著“非共和之不足救國”的思想強光，並把赴美伊利諾斯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學位尋求政治救國之道作為自己的人生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