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要從倫理學的視角來透視合作學習？如果可以，這個問題也可以這樣來理解：對合作學習的關注為什麽要以道德為切入點展開？從倫理學的視閾來研究合作學習的必要性又是什麽？這樣一種追問使得我們更接近於用一種哲學的方式來反省該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一）教育研究整體性的一種必然要求
教育研究是“事理”研究，即探究人所做事情的行事依據和有效性、合理性的研究。它包括兩大類的研究：作為探究人所做事情的行事依據的研究，可稱作基本理論的研究；作為有效性和合理性改進的研究，可稱作應用研究。[8]合作學習作為一種古老的教育觀念與實踐，在西方，古羅馬昆體良學派曾指出，學生可以從互教中受益；大約在18世紀初，英國教師倍爾（Bell，A.）和蘭喀斯特（Lancaster，J.）廣泛運用過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19世紀，合作學習觀念傳到美國，在教育家帕克（Park，F.）和杜威（Dewey，J.）的積極倡導下，合作學習教學法興盛於美國；20世紀30年代，合作教學法由於公立學校的發展而在美國逐漸失去了主導地位；直到20世紀70年代，合作學習理論在約翰遜兄弟、斯萊文教授以及沙倫教授等學者的推動下中道複興，原有的合作學習理論迅速發展成為一係列更係統、更成熟的原理與策略而廣泛地應用於各國的中小學中。這種在原有理論與方法基礎上對其進行有效性與合理性改進的研究就屬於“應用研究”。應用研究的優點正如其定義一樣，是有效性與合理性的改進，這種改進的努力符合了當時學校對合作學習的期望，並因此在實踐中得到學校及教師的認可；合作學習作為教學領域內的一種新型學習方式出現在倫理學的應用及理性思考之中，教育（應用）倫理學的實踐品性決定了合作學習的倫理研究不能停留在形而上的幽深殿堂之中，必須在豐富多彩的課堂生活之中對其原有理論進行有效性與合理性的改進。這樣，“應用倫理學”與“應用研究”的共通性使得兩種研究理路殊途同歸，倫理學視閾內的合作學習研究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