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中記載著一個故事，陳司敗用兩難推理發問孔子：魯昭公知禮嗎？因為昭公娶了吳國的一位女子，吳、魯同姓，按周禮規定同姓不能通婚；同時周禮又規定，臣要為君諱過。這樣，不管孔子答知禮還是不知禮，都違背周禮。孔子當時答曰：“知禮。”孔子走後，陳司敗便以“君子不黨”的周禮原則，責備孔子為魯昭公諱過。孔子的學生巫馬期聽到後轉告孔子。孔子承認自己的錯誤，而且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可見我國古時候師生關係是比較平等的，比較民主的。
什麽時候出現了“師道尊嚴”並形成傳統？考究起來，大致在封建社會確立以後，荀子在提倡尊師的同時，就把師生關係與君臣關係相比擬，認為教師要和君主一樣有無上權威，學生要無條件服從教師。《學記》在論及教師的作用時，認為教師的任務在於教人“為君”，管理國家，統治人民。文中說：“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把“為師”當作“為長”“為君”的前提，反映了當時政教合一、官師不分的狀況。《學記》還把“師”和“道”緊密聯係起來，強調“師嚴然後道尊”。因為“師”是“道”的傳播者，隻有尊師，才能達到傳道的目的。這裏的“道”，當然就是封建社會的政治和道德規範。可見《學記》提出“師道尊嚴”的主張，也是強化封建政治的必然。到了漢代，由於封建統治的不斷強化，“師道尊嚴”的思想也不斷加強。特別是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師道尊嚴”變成唯儒家經典的傳誦為準繩。漢代封建統治的官方儒學的核心是三綱五常，負有強化君父統治的職能。為了確保師師相傳的經說不致“走樣”，促成政治思想的高度統一，統治者規定傳授經書必須信守師法和家法。所謂師法，是指傳經時以漢初立為博士的經師的經說為準繩；所謂家法，是指後來大師的弟子們在傳經時，又有所發展，形成一家之言。朝廷對信守師法和家法的要求很嚴格：“師之所傳，弟之所授，一字毋敢出入，背師說即不用。”可見中國封建社會強調“師道尊嚴”的目的是鞏固封建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