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外國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長期封閉的大門，也打破了中國統治階級“中國中心”的美夢。但是中國士大夫階級在思想上都不認輸，總是背著沉重的傳統包袱，總認為中國的儒家文化優於西方百倍，西方不過有些“雕蟲小技”，而且這些技藝也都源於中國，形成了一套“西學源出於中學”的說法。有一次，清朝有位官員叫斌椿，出使到歐洲法國，第一次看到自行車，他就認為這是中國古代“木牛流馬之遺意”。這正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這當然已經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這種思想近幾年來卻在一些知識分子中又有了市場。他們看到亞洲“四小龍”的崛起而興奮不已，認為得力於儒家文化。新加坡李光耀總理治國有方，犯罪可以用鞭刑，據說也是繼承了儒家治國的遺風。聽說西方科學家在巴黎聚會、發表宣言，宣稱西方現代化帶來的問題要到東方求解決方案，欲求助於孔子哲學，心中不免又泛起了一種喜悅。於是“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又流行起來；於是就有人起來反對“五四運動”，說“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是“左傾”，魯迅說的“不讀少讀中國書”是全盤西化、不要中國的傳統等。
儒家文化真是那麽有用嗎，真是東方現代化的動力嗎？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也是在外國侵略者的炮擊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在時間上同中國差不多，但他們在明治維新後重視吸取西方文化，很快走上現代化的道路。而中國卻背著儒家文化的沉重包袱，不能吸納西方新文化，隻能步履維艱地蹣跚而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也許就是日本背負的儒家文化的包袱比我們要輕得多，儒家文化對他們來講同樣是一種外來文化，而在我國它卻是一種“國粹”。
我絲毫沒有貶低儒家文化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的意思，也不否認儒家文化中有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優秀成分。而且現代化絕對不是西方化。中國現代化的道路隻有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來。但是繼承和發展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搬，而是要選擇，要創造。儒家文化畢竟是舊時代的產物，要使它在新時代能夠起作用，就要選擇其中的精華，賦予時代的新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