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的一位學生告訴我一個故事：有一次他接待中國內地的一個代表團，團長是某某副廳長，但名片上在他的名字的後麵括弧中寫著“正廳”二字，表示他雖是副廳長，但享受著正廳級的待遇。在會見客人時，有一位台灣學者就稱呼他為“某正廳”，讓別人聽了莫名其妙。原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知識分子中每個人除了名字外，還要起一個號或字，一般朋友來往，不能直呼其名，隻能呼他的號或字。例如，毛澤東，字潤之。他的老師和朋友都稱他為潤之，而不稱他為澤東。在美國，台灣朋友按照舊習慣，以為那位副廳長字正廳，所以稱他為“某正廳”。實際上鬧了一個大笑話。無獨有偶，有一位某地方的大學校長要訪美，當地一所大學校長給他發了邀請信。但他不滿意，認為他雖是地方大學的校長，但是享受副省級的待遇，因此要求美方州長發邀請信他才能接受。當然，對方並不買你副省級的賬，訪問隻好告吹。這種事在國內更多，名片總要印上是什麽級別，以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這些現象說明什麽呢？說明我國社會還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還不是一個現代化的民主社會。在現代化的民主社會，人人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因此用不著表明自己是什麽身份。在當今中國，為什麽要處處表明自己的身份呢？因為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價值，可以享受不同的待遇。接待方也很看重對方的身份，因為不同的身份可以給他們帶來不同的好處。如果是中央某某部掌握著經費的大員來，當然要認真接待，即使是小小的一位處長，也不能怠慢，因為說不定他的一句話影響到本地的一個大項目。原來，身份與權力相關，與利益相關。
中國講究身份等級與我國的傳統文化有關。為什麽這樣說？且聽一位封建文化的衛道者的一席話。中國清末民初有一位學者，名叫辜鴻銘（1857—1928），人稱“文化怪傑”。他長期住在歐洲，精通數國文字，他寫了一本具有世界影響的書，名曰《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或《原華》，是用英文寫成的，曾被譯成法、德、日多種文字，1996年才被譯為中文。他認為，中國孔子創造儒教，不同於歐洲的宗教。歐洲的宗教是教導人們做一個善良的（個）人，儒學則教導人們做一個善良的公民。他說：“儒教則認為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做一個孝順的兒子和善良的公民。”他解釋說，孔子教導人們，人類社會的所有關係中，除了利害這個基本動機外，還有更高尚的行為，這就是“責任”。為了給這種責任找一個基礎，孔子提出了“名分”，所謂“名分大義”。中國人曆來教育人們要“安分守己”。原來講身份、講等級就是從這個“名分大義”而來的。中國人每個人都有一個身份，它規範著每個人的行為。做了與身份不符的行為，就會被視為大逆不道。辜鴻銘把它稱之為“責任”，但這種責任不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而是盡你的“名分”內的責任，超過了“名分”的事，就是越規，就是不盡責任。他說這種“責任”是“利害這個基本動機”之外的。但實際上如何能跳出這“利害”二字？封建社會講究名分，不就是為了維護封建地主的利害？今天講究身份也就是講究名分，不也是為了一己的利害？所以這種“名分大義”實是當今官本位的文化基礎。這種傳統文化的價值觀根深蒂固地紮根於中國人的思想深處，所以至今還有廣泛的市場，而且越演越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