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教育大革命”開始，是年5月，教育係教研室主任王煥勳教授被北師大黨委派到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擔任校長兼支部書記。8月，我被王煥勳點名去當他的助手。本來是去幫助他搞“教育革命”，製定教改方案的，但隨著工作的開展，王煥勳要求我留下工作。於是我被任命為北師大附中教學處副主任，一直到1962年8月才離開，在附中工作了整整4個年頭。
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使師大附中的領導班子換了人馬。除教導處主任蔣伯惠是原來的領導以外，校長兼書記王煥勳、副書記錢曼君、教導處副主任陶衛和我都是從師大調來的。當時蔣伯惠有病休養，學校教育教學工作主要是陶衛和我負責。陶衛負責高中和教學工作，我負責初中和班主任工作。
我當時年輕氣盛，同時受到蘇聯教育中師道尊嚴的影響，對學生要求很嚴厲，動不動就要訓斥學生，因此學生背地叫我“凶主任”。現在想起來，那時做了很多不符合教育規律的事情。
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是在反右派鬥爭的基礎上和在“大躍進”的背景下從教育大辯論開始的，大辯論的熱點是“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和“紅與專”的問題。1958年《紅旗》雜誌第7期發表了陸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於是在教育界引發了對“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的大討論。當時人們認為教育與生產勞動是否結合是無產階級教育與資產階級教育的分水嶺。為了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學生就不能隻在學校讀書，而是要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參加實際勞動，教學實習則是真刀真槍地搞生產。北京的密雲水庫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由清華大學師生動手設計建造的。1958年秋天，全國師生都參加到大煉鋼鐵的運動中，各校還辦起了各種工廠、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