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識字胡塗始》[64]
本篇作於1935年4月2日，最初發表於同年5月1日《文學》月刊第四卷第五期，後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
本文批評文言文的難學難懂。文章寫道，孩子們學話是不斷地聽取、記住、分析、比較，終於懂得每個詞的意義。但等到識字以後，學古文，老師不講解，隻要求死讀，自己去記住、分析、比較，有些能弄懂，但大多數都弄不懂。作者批評有些文人對古文也是似懂非懂，自己是糊塗的，寫出來的文章自然也糊塗。要把事情說明白，還是要提倡白話文。而白話文也應該“明白如話”。要做到這一點，一是作者要放棄似識非識的字，“從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匯”；二是要有一部字典。
《“此生或彼生”》[65]
本篇作於1934年6月22日，最初發表於同年6月30日《中華日報·動向》，後收入《花邊文學》。
當時蘇州中學校長汪懋祖曾經鼓吹中小學尊孔讀經和課本改用文言，並在《申報》上發表文章，舉例“此生或彼生”，想說明文言文“明了”“省力”。魯迅就抓住這句話，說明“此生或彼生”可以有多種解釋，可以理解這個學生或那個學生；也可以理解為今生或來世。隻有用白話文注解、補足，才能明白它是什麽意思，說明文言文反而費力，證明“文言的不中用”。文章巧妙地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奇怪（二）》[66]
本篇最初發表於1934年8月18日《中華日報·動向》，署名白道，後收入《花邊文學》。
尤墨君（1888—1971），江蘇吳縣（現吳中區）人，當時任杭州師範學校教師。1934年8月5日《新語林》第三期發表了他的一篇文章《怎樣使中學生練習大眾語》。魯迅反對這篇文章中禁用“時髦字眼”的提法，認為新名詞是科學文化發展的需要，是大眾語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且中學生教育程度比較高，新名詞能夠給大家拓展知識，他們掌握了新名詞，就能夠促進大眾語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