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沒有專門論述教師的文章，但在他給曹植甫先生寫的碑文以及他紀念他的三位老師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教師這個職業的崇敬和認識。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他在文章中所讚揚的，也就是他所要求於教師應有的品質。他認為，教師要有崇高的品質，要有對教育工作的熱情，要有和諧的師生感情。以下我們就來看看他在上述幾篇文章中是如何認識教師的。
一、對教師的崇敬和對教師素養的認識
1934年11月19日，魯迅給曹植甫先生寫了一篇碑文，原稿題為《河南盧氏曹植甫先生教澤碑序》，收入《且介亭雜文集》時改為《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這是一首對農村教師的熱情的讚歌。它充分顯示了魯迅對教育的重視及對長期獻身教育事業的農村教師的由衷敬仰。
曹植甫先生名培元，河南盧氏縣人，生於1869年，卒於1958年，是著名翻譯家、教育家曹靖華的父親。培元先生長期在農村從事教育工作，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埋頭苦幹，兢兢業業地培養年青一代，是教育界的模範。1934年，培元先生任教逾40年，他的學生一致認為對他的業績要銘記不忘，決定立一塊碑作紀念，以讚頌他對教育事業的熱忱和他崇高的品德。他的兒子且是他的學生曹靖華把寫碑文的任務托付給魯迅，魯迅欣然應諾，寫了這篇碑文。
《碑文》熱情地讚揚了培元先生的“教澤”。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通過《碑文》，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對教師這個社會職業的崇敬和對如何做一個人民教師的論述。
魯迅首先頌揚培元先生在動亂的時代能夠立誌在窮山僻村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偉大精神。《碑文》寫道：“夫激**之會，利於乘時”“巧黠因時，鷃槍鵲起”，但培元先生卻“躬居山曲，設校授徒，專心一誌，啟迪後進”。培元先生生活的年代，先是風雨飄搖中的清王朝末期，繼而是軍閥混戰、列強侵略壓迫的國民政府時期，國無寧日，民不聊生。這種動亂的時代有利於投機分子的泛起，巧偽狡猾之徒利用時機巧取豪奪，追名逐利，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培元先生卻嫌棄虛榮，注重實幹，安於河南偏僻的山區，開設學校，把知識傳授給學生，專心致誌地教育和啟發年青一代。在那黑暗的年代，他把榮華富貴置之度外，選擇了當時被一般人視作知識分子的末路，而實際上是對社會很有益的工作。這哪裏是有點小才能、小聰明的人所能做得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