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培養和造就革命戰士的緊迫性
魯迅在革命鬥爭的實踐中，非常重視培養新的戰士。因為他認識到，要與舊勢力做鬥爭就要有鬥士，而且舊勢力又是那樣頑固，非有很大的力不能動搖它，所以就需要有大群的具有新思想的戰士。1934年6月9日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這樣的戰鬥，是要繼續得很久的。所以當今急務之一，是在養成勇敢而明白的鬥士，我向來即常常注意於這一點……”[173]這是確實的，他從參加戰鬥的第一天起就認識到培養戰士的重要性。以後經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幾場戰鬥以後，革命隊伍幾經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落荒，有的頹唐，他時時感到革命戰士的不足，有時簡直布不起陣來。因此他呼籲革命者一定要注意培養戰士，積蓄力量，以期能與舊社會惡勢力決一死戰。1930年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魯迅在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給左聯明確提出三條任務，其中一條就是“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174]
對於培養新的戰士的思想，魯迅在前期和後期有所不同，這是與他的整個思想發展相一致的，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五四運動”前後。他在《狂人日記》中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呼籲有覺悟的父母，把孩子從封建禮教中解放出來。他批評舊中國的父母隻把孩子當作自己福氣的材料，隻要生，不管教，“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175]他要求父母對於子女應該有“盡力的教育”，他說：“凡動物較高等的，對於幼雛，除了養育保護以外，往往還教他們生存上必需的本領……人類更高幾等，便也有願意子孫更進一層的天性……隻要思想未遭錮蔽的人，誰也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過了過去。”他批評那種“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的封建道德，“是曲說，是退嬰的病根”；但是要真正做到解放子女，做父母的先要有一番預備，那就是覺醒的人們要肩負起改造社會的任務，“一麵清結舊賬，一麵開辟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