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
池田先生提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也來源於中國文化的和平思想。的確是這樣。中國傳統文化講求和平、講求道義。《論語》一書中講到“義”的地方就有二十四次。他在評論他的弟子子產時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13]這體現了孔子對一個人的人格要求。孟子主張“民貴君輕”，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4]《孟子》第一章講孟子見梁惠王，王問他：“您老不遠千裏而來，對我的國家有什麽利益嗎？”孟子回答：“王何必說到利益，隻要講仁義就好了。”有一次孟子去見齊宣王，齊宣王問他：“聽說周文王有狩獵場縱橫七十裏，老百姓說它太小；我的狩獵場縱橫隻有四十裏，老百姓還嫌它太大，這是什麽道理？”孟子說：“周文王的狩獵場，割草打柴的去，打鳥捕獸的也去，同老百姓一同享用，所以老百姓認為它太小。而我剛到齊國邊界時就聽說齊國首都郊外的狩獵場縱橫四十裏，誰要殺害了裏麵的麋鹿，就等於犯了殺人罪。這是把方圓四十裏的陷阱設在國中，老百姓自然會說它太大了。”當然，他重視民，也還是為了君王更好地統治。所以他說“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又說“得乎丘民而為天子”。[15]但“民貴君輕”的思想反映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確實繼承和發揚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道義和民本思想。
池田
您的解釋使我們更清晰地認識到作為貴國精神基礎的《論語》《孟子》是如何注重道義和人民的。這些曆經兩千多年而傳承下來的領袖形象、和平建設理念以及對人類善性的堅信，都為孫文先生所繼承，也成為革命的原動力，這不恰恰證明了哲學、思想的強大生命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