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教育的影響在我國是十分深遠的。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我國內部就開始批判蘇聯修正主義，教育界也不例外。1958年，我國對凱洛夫教育學進行內部批判，批判它不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不要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不要黨的領導，還批判它是書本中心、課堂中心、教師中心等。1960年3月7日至12日、5月16日至21日，中央文教小組召開各省市委文教書記會議，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會上提出，要在哲學、社會科學和文藝方麵批判修正主義，並在教育戰線進行教育革命。於是教育界也展開了對蘇聯修正主義教育思想的批判，矛頭當然首先集中在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批判開始半公開化。例如，《人民教育》在1964年第6期上發表了《社會主義教育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資產階級教育觀點必須批判》等文章；1965年第2期上刊登了《冒牌的馬克思主義教學論》，第3期上刊登了《“智育第一”思想必須批判》等文章[22]，認為凱洛夫教育學是修正主義的，集中到一點，就是凱洛夫主張“智育第一”，政治思想教育也通過教學來進行。同時把凱洛夫教育學與赫魯曉夫提出的全民教育全民黨聯係起來，認為蘇聯教育否定教育的階級性，所以蘇聯教育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教育。當時教育界還批判了人道主義、母愛教育、量力性和係統性等教學原則等。這種批判一直延續到“**”結束。
冷靜下來分析，我們對蘇聯教育的批判是猛烈的，但並未切中要害，因此也是無力的。蘇聯教育的基本觀念、基本製度、教學模式乃至教學方法已經被我們全盤接受過來，而且有所發展，這些東西並未因對蘇聯教育的批判而有所改變。相反，我們把全盤接受過來的東西當作自己的傳統，完成了蘇聯教育經驗的本土化。這似乎是很矛盾的、奇怪的現象，但是如果仔細分析，這種現象並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