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是一個重要的曆史性文獻。它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做了正確的總結，對今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將產生重大影響。我們搞教育工作的同誌，需要認真學習這個《決議》，並用《決議》的精神來總結32年來教育工作的經驗教訓，提高我們對教育規律的認識，把教育工作搞得更好。
人們常說，要按教育的客觀規律辦教育，但是有哪些教育的客觀規律呢？教育學教科書裏沒有明確的回答。通常講有兩大規律：一個是教育的外部規律，即教育同其他社會現象的關係，主要是和政治經濟的關係；一個是教育的內部規律，即教育同教育對象的關係。這樣講當然是有道理的，但是還過於籠統，還沒有說明它們之間的本質關係，也就是說沒有揭示出是什麽規律，如何遵循它來辦教育。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對這兩大關係進行具體的、全麵的分析。下麵我隻想結合我國32年來教育的實踐經驗，從幾個方麵來探索一下教育規律，並不是對這兩大關係做全麵的論述。
一、教育同社會政治經濟的關係
首先來談談教育的外部規律，即教育同社會政治經濟的關係。毛澤東同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到：“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這裏講到兩個方麵：一方麵，教育受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製約；另一方麵，教育又反過來影響和作用於社會的政治和經濟。但是，長期以來，我們沒有真正理解毛澤東同誌這句話的含義。我們的理解有片麵性，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我們過去過多地看到了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對教育的製約作用，對教育的反作用認識不足。第二，對教育的反作用也隻看到它對政治的作用，看不到它對經濟的反作用。似乎教育隻對政治起作用，培養統治階級的接班人，對經濟不大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