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的教育旅程，應該說是從湖南汨羅開始的。點擊歲月的鼠標，我記憶的熒屏上瞬間就會呈現出一幕特別的畫麵。20年前，1995年，我在湖南汨羅市一中任教高中語文。
汨羅是曆史文化名城，它和愛國詩人屈原有著無法割舍的關係。它的厚重久遠來自它的平和蓄力，當力量積蓄到一定程度，爆發就成為必然之勢。那時，汨羅率先大麵積推行素質教育的一係列做法已經引起了全國廣泛的關注。10月的一天，學校領導通知我，第二天有教育專家指名要到我的班上跟蹤聽課。初出茅廬的我在喜悅中夾雜著一絲緊張，接受了任務。教學內容是文言文《石鍾山記》，課已經備好了，當時教學設計的開放與大膽，連我自己都沒有把握，不過再改也已經來不及了。
第二天，聽課者如約而至，他們是《人民教育》記者梁友君、《湖南教育》雜誌社社長胡宏文、記者龔鵬飛等一行人。我硬著頭皮上，在引導學生整體感知的前提下，鼓勵學生自己去發現和質疑，等於把課堂還給了學生——這樣的課堂更關注動態的生成，因而也就更不好“控製”，這在當時簡直犯了“大忌”。我將全文中心句“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大大地書寫在黑板上；然後指著這個句子問：“大家對作者的觀點有何評論？”
這一“問”不要緊，整個課堂“開花”了。
一位學生來了個“快速反應”：“作者強調目見耳聞當然不無道理，但凡是非要目見耳聞才能判斷其有無嗎？比如其他星球上有沒有生物，這是無法目見耳聞的，難道就不能通過其他途徑證實其有無嗎？”
接著便有學生表示支持：“是的，對事物的認識不一定都要目見耳聞。比如化學、物理學中的很多微觀世界就不能目見耳聞。再說，有很多目見耳聞得不到的科學發現，卻可以憑借想象力得到，蘇老夫子當作何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