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對教育屬性的認識建立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統一的基礎之上時，無論教育是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還是作為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工具，教育對政府的依附性就已經潛在地內含於其中了。而由此確立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分配標準，無論是政治標準，抑或是學術標準，都實際上是這種依附性的體現。最為典型的是教育“革命”時期基於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的需要而確立的政治標準，自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已確立的，一直延續到現在的基於培養建設人才需要而確立的學術標準同樣體現了教育的這一屬性。
不過，當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分配標準從“政治”走向“學術”，從“封閉”走向“開放”時，這一具有開放特性的學術標準也被看作實現社會民主和平等的工具，更好地回應了個體、學校和社會的需要，分數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由於能夠向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機會已獲得普遍的認可。但是，以考試分數特別是通過全國統一招生考試所確立的分數作為分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標準，其麵臨的指責和爭議從來就沒有中斷過。除了在教育“革命”時期對其“分數掛帥”，導致教育與政治、工農和生產相脫離的指責外，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批評的教育考試加重學生負擔、影響學生身體健康，把學生當作“敵人”對待的現象到目前依然存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黑色七月”的慘痛記憶，[1]對“片麵追求升學率”的指責；[2]90年代以後素質教育的推行而對應試教育的批判；另外，也有超越於教育領域之外，基於對社會公平的考量而對“傾斜的分數線”“地域性歧視”的批判等。無論哪一次批判、爭論和改革的呼聲都觸及現行的高考製度，根據中國青年報的調查，有高達92.8%的人讚同高考必須改革，[3]但無論哪一次也沒有撼動統一招生考試製度的主導地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