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結束意味著中國重新開啟了中斷多年的現代化建設之路，這一過程中依然可以看到斯科特的所謂國家權力“規劃”的影子。如果教育在“革命”時期是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的話，那麽它現在則轉向“服務於經濟建設”。為了順利實現這一曆史性轉變，它就需要被納入國家的計劃經濟體製之中，接受一個超經濟的政治體製控製。[1]伯頓·克拉克把國家權力分為政治權力和官僚權力（政府行政權力）兩個方麵。政治權力對高等教育的卷入在於不斷提升高等教育的政治優勢（Ascending Political Priority），如高等教育在提供公平的入學機會、提升科學生產率和提供有用的人力等方麵的作用會使得政府部門、立法者、大眾傳媒等把高等教育看作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的程度會不斷增加。[2]
隨著經濟建設的恢複和發展，以及“四個現代化”目標被重提，一場涉及工農業、文化教育科技等各個方麵的整頓隨之展開。教育領域的整頓是從批判和清理“兩個凡是”和“兩個估計”的極左思想開啟的，其最終目的是確立教育、科技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關鍵地位，從而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教興國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因此，當高等教育的政治優勢被提升後，政治權力的卷入便具有了“合法性”。和之前一樣，教育功能的轉變仍然是建立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保持一致的認識之上，它被要求在任何時候都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現階段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並沒有在根本上改變教育對政府的依附屬性，隻是從一極走向另一極。
盡管不同國家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政治權力總是和行政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如影隨形，二者通過兩重的或相互滲透的方式對教育這樣的公共部門進行控製。行政權力對高等教育的卷入與其責任相關。在任何時候，隻要政府想對高等教育負起某些責任，某些機構和製度就會相應生成。“**”後作為教育秩序整頓的結果是政府包攬了辦學的一係列權力，集舉辦者、辦學者、管理者於一身，而政府之外的其他力量對辦學的介入實際上非常有限。教育由政府全額撥款，無償提供，個體免費接受教育。作為“代價”，個體必須無條件接受政府統一的計劃安排。因此，“**”後重建的教育體係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和統一性，實際上是“**”前教育製度的複製和延續。